美国工厂

《美国工厂》是一部很精彩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最为难得之处，是导演和制作方取得了中国员工、中国管理层、美方员工的信任，让他们在镜头前纷纷表达出了比较真实的想法，也拍到了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场景。

豆瓣上有大量的评论，把故事主干总结为中国向崇尚平等和劳工权利的美国输出血汗工厂及其冲突。我认为在这一叙事框架下有些事实被忽略甚至扭曲了。

为何谢罗德·布朗在开工仪式上提及工会？

布朗是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算是俄亥俄州的前几号政治人物之一。工会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在2016年10月7号的致辞中，虽然布朗本人没有竞选压力（他要到2018年才面对参议院改选），但离总统大选只有一个月了，他不太可能在自己的家乡俄亥俄州这样的关键摇摆州说出一些让选民觉得民主党不关心劳工的话。他给家乡拉来了投资、带来了就业，自然要来站台。同时查看记录就可以发现，此人的立场一向偏左，尤其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一贯强调劳工权利。对他来说，一边为当地引入企业、增加就业，一边向工会势力和蓝领选民示好、强调要保护劳工加入工会的权利，都是为美国当地劳工谋福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福耀管理层中的美方人士，说出了想把布朗的头砍下来这种重话，其实也并不稀奇。也许他是个铁杆共和党支持者，本来就对布朗这样的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政策主张恨得牙痒痒。现在布朗又直接给自己的工作惹麻烦，他不气愤才怪。

福耀的公司文化与管理制度摧残人性吗？

开工前列队报数、喊口号、训话，在国内很多工厂乃至服务行业、国有企业都是极为常见的。如果有工厂、饭店或银行网点没有此类日常列队训话，很多国内员工可能都还不适应。其实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这种列队训话和很多白领为主的公司每周一或者每天早上开组会的习惯是如出一辙的。

据我的观察，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工人受学生时代的教育环境影响很大。班集体的凝聚感、班主任的绝对权威、班委会所代表的有限民主，都给国人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们的主流文化也是推崇集体主义的。甚至到了大学阶段，很多专科院校依旧会延续普通高中的做法，用强制晚自习、不准恋爱等等办法来加强管理。毕业后进入职场，很多人依旧习惯于甚至很喜欢团队拧成一股绳、相亲相爱但又秩序和纪律森严这样的集体主义氛围。

曹德旺是40后，他的很多思想观念反映了旧时代留下的印记。公司里的一言堂现象、以情感和宣传来激励员工的现象、超时工作的现象、与政府关系紧密的现象，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也是极为普遍的。客观来看，福耀的管理和工作环境已经比10到20年前的那些真正的血汗工厂好很多了。

福耀的文化与制度摧残人性吗？也许吧，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顺应了“人性”，因为它如此普遍与成功，与中国教育体制、文化传统的结合是如此紧密，有理由认为它是适合这一代中国工人和制造企业需要的。

美国工人“懒”吗？

没有人是天生懒惰的，这一点就连福耀总部的那位对美国工厂效益不满意的管理人员都承认，而且他还试图纠正他的美国同事对美国工人的负面看法。如果说美国工人懒惰，那如何解释历史上美国曾经是第一制造业强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展现出了惊人的生产效率和规模、为打败日德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劳工的现状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去工业化、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政治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日德中等制造强国的崛起、自动化浪潮等等这些宏观因素下审视。要回答美国劳工及制造业是如何演变到今日现状这个问题，恐怕十本书也写不完。

美国工人当然不觉得自己“懒”，这个标签本就是中国同事和工厂管理层贴的。而这些人和美国当地员工本来就存在一些沟通障碍和文化冲突，给冲突的另一方贴上负面标签是再常见不过的做法，有过辩论或吵架经验的成年人应该都能体会。从工会投票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员工最后都拒绝了组建工会，也侧面反映了其实大部分工人都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并没有天天想着少干多拿。

曾几何时中国人对国内工人的看法也是好吃懒做。尤其是体制内的单位和企业，简直是重灾区。铁饭碗曾经是、如今依旧是千万人梦寐以求的职业。国人曾经还认为无组织无纪律也是国民劣根性之一，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论调。仿佛一夜之间，如今的偏见变成了中国人过于服从纪律和组织，而美国人过于懒惰和散漫。再过二十年，天知道中国人和美国人又会变成什么形象。

福耀是万恶资本主义的化身吗？

在讨论任何意识形态之前，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福耀Dayton工厂的员工政策尽管不乏争议，但在扭转了初期的亏损并实现了盈利之后，工厂已经大大增加了岗位总数，而且工厂效益向好、招聘还在持续。这在传统制造业不景气的美国，算是成功案例。

正如36Kr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2017年全美的平均工资是14.63美元/小时，因此福耀提供的薪资水平并没有低于市场水平。即使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市场上劳动力紧缺的今天，俄亥俄州的平均薪水也就只有大约16美元/小时。十年前的通用居然给工人提供29美元/小时的薪水，虽然不清楚是不是有工会的作用在其中，但我猜测通用工厂在金融危机袭来时迅速倒闭与过高的员工福利不是毫无关系的。

从福耀的角度来说，他们会去美国办厂主要是因为福耀有几个大客户就在工厂附近，办厂能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和时间。在当地办厂所能提供的客户服务显然也更为理想。福耀在全球建设工厂，几乎都是为了在地理上接近下游客户。因此福耀并不是为了剥削美国劳工或者在中国待不下去而去美国的，每家企业都会根据市场环境做出特定的战略布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要把每件事都道德化，那可以说福耀为美国增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贡献了大量税收和GDP、为美国车企和消费者提供了更质优价廉的产品，还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呢，是不是该表彰一下？同时也可以说福耀敌视工会、漠视劳工福利、用机器取代劳工，还搞陈旧的等级森严、股东至上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是万恶资本主义的化身了，应该重点批判，对不对？

昨天看了American Factory（美国工厂），概括来说，这是一个记录中国福建玻璃老板曹德旺去美国老工业基地俄亥俄州Dayton市投资办厂故事的片子。看完之后原本觉得朴实无华，但是刷豆瓣影评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批判的声音。所以我很想探索一下，在道德审判和自由与纪律的矛盾争辩之外，对于Dayton市来说，这个工厂（Fuyao Glass America，FGA）意味着什么。

第一，Dayton的经济发展到底怎么样？working class到底有多大的比例？失业率如何？

首先来看看Dayton所在州Ohio的经济表现数据，金融危机过后的十年，可以说是Ohio就业大跳水的十年，总的就业量从570万一路降至520万，要知道2017年Ohio的总人口才不到1200万。这50万的失业人口——带来的是50万人一夜之间还不起房贷车贷，丧失消费能力，本地的商店客流量的大幅减少。对于Dayton而言，2007-2010年的失业总人口是3.4万人，而这里的总人口接近80万——这样断崖式下跌，带来的就是许许多多普通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正如影片开头所采访的那位白人女士，她在失业之后立刻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我猜测是付不起租金或者房贷），搬进了自己姐妹的地下室。

作为比对，我查了一下沈阳的失业人数，数据来源是否可靠很难查证，只能看到2016年失业人口达到了10.2万人，失业率达到了3.12%。想象Dayton市的衰败可能有些抽象，但是想象一下沈阳和整个东三省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大概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电影发生的背景。

2007-2018年Ohio的就业量变化趋势（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07-2018年Ohio的失业率变化趋势（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再来看Dayton市的收入水平，2017年这里有80万人口，平均家庭收入5.2万美元，而中位数仅为3万美元，低于全美平均水平6万元。从各个行业的就业规模来看，占比最高的是康养和社会援助行业，共有6万人；制造业有5万人；零售和贸易有3.7万人。也就是说，从事制造业的工人阶级是第二大的就业群体。（//datausa.io/profile/geo/dayton-oh-metro-area#economy）

那么这里生活的人们收入水平怎么样呢？回到2007年，Dayton大都市区的平均周薪是918美元，而2017年的平均周薪降到了744美元（//www.daytondailynews.com/business/economy/things-know-about-dayton-economy/fm2ZXnQmjc1NBfhwCoCULK/）。如果按照FGA给的时薪计算的话，工人的周薪仅为480美元，确实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这一计算建立在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基础上。所以对于影片中再就业的工人们来说，是的，他们一定会对FGA提供的收入不满。但这实在不能单纯怪罪与FGA压榨劳力，而是行情本就如此严峻。

第二，Fuyao Glass America提供的薪水是否远低于当地其他工厂的同类岗位？是否无法支撑工人生活？除了FGA之外，工人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我查找了目前Dayton市一些制造业岗位的薪水，常见的工厂操作人员时薪大概是17美元，基本上要求应聘者具有高中学历并且有类似的工作经历；对于搬运工物流工等重体力岗位，时薪大约市20美元，稍高一些。FGA呢？影片末尾现实的时薪提升到了14美元，而招聘网站上应聘者自曝的薪水大概在13.5美元左右，最高的大概在19.5美元，所以FGA的工资水平确实低于当地平均。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更好的选择，一定不会去FGA工作吧？既是外国老板开办的工厂，存在环境和语言不熟悉的问题；而且薪水还很低，工作环境也不够理想。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失业者，你应该选择一个“更好的”就业岗位，远离FGA这样的工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失业者是否有更优的选择呢？

根据Dayton Daily News一篇2018年的文章中的数据，2015-2018年Dayton新增的就业岗位为2.5万个，2018年就业总规模达到38万，从制造业工人的规模上来说，相较于最高峰的2000年，2018年的制造业岗位规模萎缩了43%。这是美国制造业大州失业狂潮背景下的一个“典型“城市，在Ohio和临近的Cincinnati，制造业岗位分别下降了20%和32%。并且，在全美收入水平逐渐恢复上涨的大背景下，Dayton再也没有出现过高收入的制造业岗位，平均收入一直保持较低水平，在过去的几年基本没有增长。（//www.daytondailynews.com/business/dayton-metro-job-growth-rate-best-ohio/BgUwZIhzBTgLTTqfRcbkDJ/）前文曾经写到了Dayton的家庭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也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Dayton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郡县的对比（datausa.io）

所以，对于失业的工人们来说，FGA可能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有什么可供他们选择的呢？

第三，FGA来到Dayton，到底带来了什么？

FGA的建设投资达到了7.68亿美元，是俄亥俄州近年来获得的最大投资项目之一，它获得了15%的税收减免，当然也有附加条件：必须雇佣800名以上的员工，年工资总额在2019年需达到3250万美元。2018年，它已经雇用了超过2300名员工，并且随着产量的提高，这一规模仍在不停增长。以Dayton制造业2015-2018年的增长数2.5万来计算，FGA贡献了近10%。对于Ohio政府，这一次“招商引资”，达到了它预期的目标。

从Fuyao公司的收入表现来看，2018年中国国内业务收入约115.72亿，同比微降0.01%；国外业务收入83.12亿，同比增长25.59%，增速高于国内，成为拉动公司收入持续增长的主力。而FGA在2018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58.77%，至34.12亿元，约占到公司国外收入的41.05%。对于Fuyao，FGA无疑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环。（//finance.ifeng.com/c/7lCdZYmABXu）

许多人在评论里面，批评FGA不人道的工作要求，不合规的工作环境，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是过于轻易的。

如果中国国内业务保持常年稳定的高速增长，曹德旺可能不会选择去万里之外的美国收购一个GE的老厂房并斥巨资修缮改建，他在片中对管理人员说：“我已经老了，你们以为我喜欢每个月坐飞机来一次美国吗？我不喜欢，这很累的。”

对于美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如果没有失去29美元时薪的工作，他们当然不会选择来一间中国老板开办的“血汗工厂”，和语言不通又拼命的中国工人们共事，挣得钱可能还不够自己租回曾经那栋体面的house。

对于远赴海外的中国工人来说，如果能选择在国内安稳的工作，能够赡养得起孩子老人，甚至有能力有时间把他们接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他们大概也不会选择一个月工作28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但是呢？每个人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中国工人们拼命加班，不重视社保医保公积金，满心想着的都是早些攒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就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家乡，盖一栋方圆几十里都艳羡的房子。他们目标明确，心无旁骛，“工厂”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只有熬过这段，才能抵达“真正的生活”。而这，是美国工人们无法感同身受的人生路径。

豆瓣上的影评里面，有人提到，曹德旺作为白手起家，赚尽了廉价劳动力红利的企业家，居然妄图在美国靠“劳动密集”产业获得盈利，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是啊，所以影片末尾，一条又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的进入，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工厂的未来方向。那么，再次失业的工人们，他们能够获得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这不是道德审判能够解决的纷争，而是作为就业者的你和我，必须思考的现实危机。在很大一部分人口还未实现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之前，就全面实现“机器换人”的改造，带来的社会动荡，将是一代人的下沉。那些没有资本去使用高级机器的小工厂主，在苦苦坚持的同时，也撑起了很多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一些未列入文中的参考来源：

//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3-27/doc-ihtxyzsm0858714.shtml

//www.nytimes.com/2017/06/10/business/economy/ohio-factory-jobs-china.html

//datausa.io/profile/geo/dayton-oh/

（原载“澎湃·思想市场”，有删节）

张泠

2016年秋，我入职纽约州立大学，如所有新同事一样，成为UUP（大学职工联合工会）成员。UUP成立于1973年，如今代表四万多人，是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界工会。UUP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为员工争取权益，如更好的福利，目前的目标之一是为兼职教师争取更公平待遇，获得同事们支持。我略懵懂地交会费，小心收存会员证，对于今日之待遇乃工会成员数十年来努力抗争换取，并无特别切身的认知，直到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茱莉亚·赖克特（Julia Reichert）与丈夫史蒂文·伯格纳尔（Steven Bognar）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及读了一点美国工会历史的资料。

《美国工厂》关于中国“玻璃大王”、亿万富翁曹德旺于2014年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区域莫里恩市（Moraine）开设“福耀”玻璃厂制造汽车用玻璃，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员工（不少为以前关闭的“通用”汽车工厂工人）。其间劳资关系由兴奋乐观转至对立矛盾，不仅有中、美思维方式、管理方格差异与误解，更有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与管理层的角力。阶层、种族、国别等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夹缠不清，自动化的阴影更威胁着全世界劳工阶层的未来。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如伯格纳尔所言，《美国工厂》即是“贴近地、用特写镜头看全球化”。

一．美国工厂，世界工人

很多观众都对《美国工厂》里美方管理人员到福建福清的“福耀”厂“取经”如何提高美国工人效率的段落印象深刻。这不但是透过美国人视角的“陌生化”时刻，也是没参观过类似工厂的中国观者的“眼界大开”时刻。工厂军事化管理，班前例会工人列队喊口号；他们每天手不停歇工作十二小时，每月休息一、两天；有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看小孩。与这些外人看来压抑与压榨的残酷强烈对比的是央视“春节晚会”风格的公司“年会”那些和谐、乐观、刻奇的歌舞表演与热烈气氛，以至于将一位美国客人感动到流泪，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世界，即使有分歧，我们是一体的。”

福清工厂的企业意识形态，是“封建家族”与“国家主义”合体，并融合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文化遗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曹德旺是不容置疑的男性权威，下辖大大小小的管理层男性权威，统领着被当做机器人管理的基层工人。管理者活学活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修辞来鼓励（欺骗）工人：“报国为民”、“勤劳朴实学习创新”，来替换和遮蔽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以期利益最大化与阶层分化本质。这套话术（甚至颇有主旋律色彩的厂歌歌颂“春满中华，福耀人间”）高明之处在于塑造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幻觉，也将工人的劳动表现塑造为“美德”对其进行道德化绑架与测量：为了对大家庭“忠诚”，工人要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力、对超时工作任劳任怨甚至甘之如饴，因而有“团结力”和“凝聚力”，这才是值得称颂的、有“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的华夏“工匠精神”——帮企业成功就是帮国家发展。工人若有任何反抗意识，大约会被视为懒惰、自私而道德破产，而非被视为争取应得权益。年会上也表彰类似“改革开放”前的“新长征突击手”的“最佳班组奖”。国有工厂风格的自成一体的宿舍、食堂、娱乐场所、甚至集体婚礼，都提示着一种集体主义“延续”。曹德旺妹夫任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也暗示着工会、党委与资本的媾和。工会负责员工文娱活动及心理建设/规训：爱“福耀”即是爱党爱国（与美国工厂中“工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点后文会提到）。

然而在光鲜社会主义修辞遮掩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机器”与“人”的价值、本质及相互关系已全然不同。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在厂里当家作主、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代表了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农民工/新工人。他们只是“世界工厂”中被异化的低成本劳动力，为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中国效率/速度”的代价是工人的健康、安全、尊严被剥夺。但当然对很多工人来说，经济收益已比贫困的务农时代有所改善。只是在他们年轻力壮时尚可被雇佣，年老时的医疗、养老问题会否抛给社会与个人？令人想起世纪之交前后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那些为国家辛劳半生却被资本无情抛弃的老工人。如今即使在高科技行业，关于“996”的论争也是中国科技工人被压榨的现状。美国高科技产业工会力量式微，企业如Google在公司为（尤其单身）员工设计了各种便利服务，从食堂到健身房、游戏室，使得员工愿意在公司停留更久（自然也就自愿加班更久），更不必说所谓“共享经济”中工人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工人不再被视为公司雇员而只是承包者，不享受员工福利及受到劳动法保护。

“福耀”的企业文化无法搬到美国，在代表美国工人权益的工会长期抗争下，八小时工作日与周末休息已被写入法律，产业工人也在长期斗争中有更强维权意识。在中方管理人员看来，美国工人慢，懒，闲聊天，效率低，为了工资而劳动，缺乏中国工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与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相比（他们背井离乡来此一两年，仍拿中国的几千人民币月薪，不过每日多了五十美元餐饮补助），曾经骄傲的美国工人的落差甚至幻灭感显而易见，不仅对于“福耀”，也对于他们的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及美国劳工阶层的未来，甚至影响到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俄亥俄所处没落工业区（所谓锈带/rust belt），本来是摇摆州，此次成为川普的票仓——有工人认为希拉里代表加州湾区高科技新贵利益，与制造业底层脱节，而被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蛊惑。这一口号也被曹德旺后来换上的华人总裁刘道川使用，用以鼓励美国工人加强生产力。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将2016年选举前后拍摄的素材全部舍弃，大约担心有喧宾夺主及制造分裂之嫌。

“福耀”的管理方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可忽视。美国人的确在充满赞扬与鼓励的环境下长大，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尊重（哪怕是表象）。中国监工则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及层级体系，以批评为主。美国工人认为不被尊重，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说：干得不错！然而，文化与种族碰撞的表象遮蔽了超越国别的阶层利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问题被转移置换为种族与仇外问题（如川普一再强调“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曹德旺将美国工人的不满归结为：“美国工人对中国人有敌意”。这令我想起华裔女导演崔明慧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1987）。1982年，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被“克莱斯勒”汽车厂的两位白人男子以棒球棒打死，只因对方以为他是日本人——当时日本车在美国市场成为强劲对手，令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岌岌可危，很多美国工人失业因而仇恨日本人（乃至亚洲人）。这除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下同为受害者的最基层工人自相残杀的悲剧。其实“福耀”雇佣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各层级美国人（包括律师及管理者等），由于利益驱动（收入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工人的工资）而成为剥削者的代理人和打手。《美国工厂》开篇不久，副总裁Dave听到一位议员在庆典讲话中提到“福耀”应有工会便恨不得“剪掉他的头”。

美国工人慨叹：以前那种高工资高福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无法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前在“通用”工厂时薪是29美元，“福耀”是不到13美元。反观“世界工厂”中的中国农民工/新工人，他们甚至从未体会过那种福利与尊严的“奢侈”，不仅因为后发资本主义的时间差，也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第三世界”的工人永远居于底层。尽管与欧美国家的工人同为全球化的被剥削者，与后者的待遇相比，他们是“更低廉的劳动力”，更少受劳工法律保护。中国政府逐步改进劳工法时，自由流动的资本的逐利性便使得工厂向劳动力更低廉、更少劳工法的地区迁移，比如东南亚国家。

拍《美国工厂》时，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怀着对美国工人的感情进入，逐渐发现中国工人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全球化中劳工群体的共同命运。但因不懂中文，他们无法与“福耀”两百来名中国工人沟通，拍了一年后意识到这重要缺失，因此找到两位中方制片人、纪录片导演Zhang Yiqian与李米杰。她们每月到俄亥俄拍摄，也同去福清，与片中中国人建立信任与联系。导演夫妇认为她们帮导演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历史，教他们看待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此片的确没有很多西方导演拍摄中国时先入为主的猎奇的刻板印象表达，态度温和谦逊，唯一遗憾为中国女工视角的缺失。

二．美国工厂，美国工会

俄亥俄州非裔民主党议员弗莱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指出：工人和劳工运动建造了美国。美国工人的权益，是无数参与工会的前辈流血牺牲抗争出来的，并非财团与资本家格外仁慈。《美国工厂》中出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成立于1935年，1936-1937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静坐等活动，迫使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通用、福特）承认其代表工人谈判的合法地位。工会的基本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工人话语权，找到企业盈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平衡点。UAW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与更好福利，支撑他们稳定富裕的“美国梦”，鼎盛时（1979年）有150多万名成员，如今由于汽车工业的国外转移及财团各种反工会措施而缩减到30多万人。尽管UAW后来有官僚化及腐败等问题，不应否定其争取劳工权益的历史与积极意义。在各种右翼媒体与政客不断丑化、抹黑、以偏概全的宣传下，工会似乎成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元凶，而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化、资本转移、去工业化等问题。

美国劳工运动与工会组织主要蓬勃于东、西两岸与中西部。在美国南部，组织工会则困难得多，也与政治保守及种族隔离有关，因此，后来在美国投资的德国与日本汽车公司，都选择在劳工法保护薄弱的南部投资建厂。这些工厂，在各方阻挠下，至今工会也无法组织起来。资方压低工人工资，即降低人力成本，保证日本汽车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这些对资方的“好处”，是历史悠久、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汽车工厂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在美国关厂，转而去压榨价格更低廉的墨西哥工人。

《美国工厂》并未解释工会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大约对美国观众来说算是常识，但它细腻揭示了“福耀”如何斥巨资（一百万美元）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在工人被强制参与的培训中将工会歪曲为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障碍而非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代言人，并断言组织工会的结果可能会对工人薪资福利更不利。“双管齐下”的另一端，管理层提薪收买部分工人、找借口开除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从而分化工人力量及削弱加入工会的声音。很多工人被“培训”和灌输恐惧后而投否决票，尤其是没有工会抗争经验也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当然，工会再组织工人罢工也不会再吓到雇主（劳工法的漏洞使得雇主可随时解雇罢工者并雇佣其他工人），他们不再有谈判筹码。在资本的强势碾压下，心怀正义感的中年叉车女工Jill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从姊妹的地下室搬出来住上自己租的公寓，又因参与工会运动被开除而生活无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类似LRI这样破坏工会的私营公司炙手可热，成为一个庞大且利润不菲的产业，他们在公会成员下降、工人工资减少的企业文化间推波助澜。

精明的资本家曹德旺曾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力成本，在莫里恩投资设厂各项成本都低于国内（可知国内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剥削工人来降低成本牟利），兼之美国各地政府争夺投资项目，不断推出巨额优惠补贴政策。“福耀”因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工人，市与州政府给予各项补贴，使得其买地与改造厂房等于免费。除掉“工会”这个心腹之患，再换上身手敏捷体力更佳的年轻工人及自动化对工人的威胁，他已不必再担心美国工人“制造麻烦”。

《美国工厂》结尾字幕写道：到2030年，自动化将令全球三亿七千五百万人需要寻找全新种类的工作。画面是摩肩接踵上下班的中国和美国工人。想起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1936）开篇以蒙太奇手法将羊群与熙熙攘攘上工的产业工人剪接在一起，暗示同样任人宰割的命运。《美国工厂》最后一个镜头是工人模糊的背影，一个暗淡未知的未来。赖克特说《美国工厂》的结尾令人不安，它不是那种人们看完会起立欢呼的电影。全世界无产者早已没有联合的可能，资本和资本家却张开“全球化”的翅膀顺畅地流动游走逐利。有人说：资本将人变成机器，等机器成熟了再抛弃人。

三．美国工厂，美国导演

“福耀”工厂所在地代顿，有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创新发明与工业制造的历史，几乎是两代人以前的“硅谷”：这是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处，收银机也诞生于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之一“通用”（GM）公司的工厂在此开了86年。“通用”工厂对本地至关重要，在1950至1980年代之间，通过工会的抗争与保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工人可获得不错的收入与福利，过着有房有车、可送孩子上大学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族群和平共处。七、八十年代后，耗油更少及人力成本更低的欧洲与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激增，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为降低成本，美国汽车工厂不断迁往墨西哥，代顿社区每况愈下。2008年，“通用”生产线开下最后一辆卡车后关闭，留下数千名失业工人与他们绝望的家庭。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导演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每日去工厂门口及附近酒吧拍摄和采访——他们在代顿住了数十年，住处离工厂仅二十分钟车程。因美国汽车厂工人总被反工会的商业媒体抹黑，他们对持摄像机的人怀有戒心。导演以真诚和坚持获得了工人的信任，拍摄了40分钟纪录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倒闭》（The Last Truck: Closing of a GM Plant，2009，HBO出品）。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遗憾的是《最后一辆卡车》 里只有工人视角，因为“通用”管理和决策层拒绝受访及禁止导演进厂拍摄，派保安在厂门口附近阻拦和驱赶他们。工厂车间的镜头，由工人用手机或用赖克特提供的小型高清摄像机秘密拍摄，部分出现在《美国工厂》开头。

《美国工厂》有点像《最后一辆卡车》的“续集”，因为数年后“福耀”买下了“通用”废弃厂房，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热烈欢迎下高调进驻。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当地商界人士喜欢《最后一辆卡车》，向曹德旺提议由赖克特夫妇拍片记录这个历史性时刻。曹德旺同意了，并不设任何限制，任由赖克特夫妇团队五个人、五台摄像机拍摄了三年（2015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那些工会之争白热化的艰难时刻、曹德旺容易招致非议的时刻（比如开除美方管理人员等），他也自行其是，从未干预过拍摄。

《美国工厂》为了保持独立性，并未受“福耀”集团资助，制片方为Participant Media——该公司也出品了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电影《罗马》（2018）及非裔女导演艾娃·德约列的剧集《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美国工厂》在圣丹斯电影节获美国纪录片最佳导演奖，8月21日在Netflix上线。在Netflix不覆盖的中国，也有广泛传播与热烈讨论。很多媒体宣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投资制作”该片，甚至暗示这是“奥巴马的电影”，非常不确。奥巴马夫妇的确筹办制片公司“高地”（Higher Ground）且与Netflix合作（为了“名流站台”效应，后者要支付前者数千万美元报酬）,《美国工厂》是“高地”选择发行的首部电影，且以较低价格购入版权（Netflix规定不许公开收购价格），但“高地”并未在任何程度上参与影片制作，仅后期发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被视为对劳工友善的总统，2009年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并未着力推进“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令会使工人更容易组织工会及增加对违反劳工法雇主的罚款。有人认为他抛弃了劳工运动。十年后，他高调支持涉及劳工权益的《美国工厂》，避重就轻，不断强调“讲好故事，让我们增进理解”之类的心灵鸡汤。

尽管几乎被奥巴马夫妇的光环遮蔽，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并非名不见经传，尤其前者，是美国纪录片历史上重要人物。若以奖项论英雄，她有三部作品获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本人也于2018年获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今年五月，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她的个人作品回顾展。赖克特是位于代顿的赖特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在那教了28年纪录片制作。她一直是有良知的纪录片工作者，秉持对性别平等、社会公义的关注，几部重要作品如《成长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0）、《工会女仆》（Union Maids ，1976）、《正观“红色”》（Seeing Red，1983）等常在美国的纪录片历史及性别研究课程被观摩讨论。

赖克特是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baby boomer)。那代人大都接受过反越战、种族与性别平权运动的洗礼，思想倾向进步并强调行动，对社会公平、劳工权益有不懈追求。赖克特自述开始纪录片创作是为了作为女性，要打破影像表达的男权结构，且以这样比较亲民的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播给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激发思考与讨论，进而付诸行动来改变社会。与当时伴侣吉姆·克莱恩（Jim Klein）合作的《成长的女性》是赖克特的毕业作品，关于俄亥俄某镇几位女性的故事，探讨女性被教育体系、流行文化、社会期待等规训、形塑的性别认知及劣势社会地位，如今看来仍针砭时弊。这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作品，多年来不断在美国各地放映，以直观方式提升观者反思意识及对持怀疑态度的民众解释什么是性别平等。1971年赖克特创办“合作社”（co-op）形式的发行公司New Days Films，避开电影院的商业运作，直接在学校、工会、社区组织放映，是一种非牟利的公共教育模式。

赖克特与克莱恩合作的《工会女仆》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是采访三位经历过19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女性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涉及工会领导工人为改善恶劣工作环境、超时低薪工作而进行的抗争，也不回避讨论白人男性领导的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及种族和性别歧视。两人合作的《正观“红色”》再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此片重新挖掘美国共产党人被湮没的历史：在美国“大萧条”（1920年代末）与“冷战”（1940年代末）初期之间，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带着激情与希望，为劳工阶层的权益与尊严、为了一个更公正平等的世界而抗争，相信这是美国未来的正确方向。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与“反共”气氛愈发紧张，人们噤若寒蝉，闭口不谈这段历史，这种恐惧在导演拍片时的八十年代仍在。

与赖克特以往的纪录片相比，《美国工厂》少了份粗粝朴拙，多了份圆熟，更接近主流纪录片，部分在于原创配乐及导演首次雇佣剪辑师（以前作品大都自己剪或由克莱恩帮助）——林赛·乌茨（Lindsay Utz）花了18个月将1200小时素材剪到110分钟。导演与剪辑师讨论了一星期，将墙上贴满索引卡，标注不同人物与主线。然而由于题材庞大、线索与人物太多而无法一一深入，有浅尝辄止之感。此外，人们很少谈论纪录片的声音，此片导演非常注重声音采录。他们用小麦克风，增加私密感及尽量排除人物说话时工厂车间里噪音干扰。有些访谈只录声音，作为旁白使用，配合人物做其他事的画面，观众如在听他们的思考或内心独白。因为生产线上的工作枯燥重复，人们的思绪容易漫游。导演有时随下班的工人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听他们的日常对话。有些访谈是凌晨两点在工人家里录的，伯格纳尔认为这时更可以听到人们的内心想法、灵魂思考的声音。

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声音”，为底层发声。《美国工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后，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迈克尔·摩尔，你们所有电影都对我有重要影响，尤其我们都在中西部劳工家庭长大，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不到自己，我们的声音被忽略，感谢你们为我们发声。” 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Roger and Me, 1989）记录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弗林特作为“汽车城”的衰败——如莫里恩居民经历的，由于“通用”关厂造成当地数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尽管他们作品风格迥异，赖克特也敬佩摩尔，认为他拓展了纪录片的形态，如一个朋克摇滚小孩闯进衣冠楚楚的派对，嬉笑怒骂揭开各种伪善体制的画皮。赖克特也追随对她影响较深的纪录片的足迹（多为关于美国民权及工会运动的佳作），如《哈维·米尔克的时代》 （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Rob Epstein, 1984）、《矢志不移：美国民权运动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 1987）、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的《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 U.S.A., 1976）与《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90)——两部都关于美国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罢工，前者胜利，后者失败，工人力量的削弱与工会的兴衰折射了1970至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变迁与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部她没提到的德国纪录片《输家和赢家》（Losers and Winners, 2006, Ulrike Franke and Michael Loeken），讲述的是与《美国工厂》类似的境况：中国工人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遭遇德国工人的差异与冲突。

作为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的导演，赖克特很少将个人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她关注的是社群，尤其是被剥夺与边缘化的劳工群体。她大都采用“直接电影”与访谈形态，不以旁白叙述介入，讯息以字幕解释。因而导演的视角大都通过采访、剪辑来构造：不同视角的并置、对比、争论、对话。《美国工厂》少了赖克特以往作品中粗糙犀利的棱角与明确的政治诉求，显得四平八稳。因导演想平衡各方声音（即使那些视角彼此冲突），不在政治上“站队”，对每一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包括曹德旺。赖克特后来在访谈中说：曹德旺是佛教徒，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想盈利，不断迫使别人达到他的目标。他怀念田园过去，又是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 这个人也很复杂。他们试图将这种复杂性表达出来。

赖克特也理解美国工人的绝望，因为贫富分化已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人们从未见过CEO工资是普通工人500倍的时代。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在这个日益撕裂的政治环境，他们想让所有人（无论老板、经理还是蓝领工人）都能看这部纪录片并讨论相关社会政治议题，如为何工人工资停滞不变而富豪阶层收入连年增加？如何创造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未来？全球化带来怎样的经济与文化的构造性变化及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何等影响？伯格纳尔说：彼此对话更有意义，而非躲在自己的角落和标语里。赖克特认为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少谈到对弱势者的理解与支持，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少，她希望能用纪录片教育和团结民众而非分化他们。

作为一个80后，如果有人在我小的时候对我说，一个外资企业，由于漠视生产安全，工人得不到劳动保护，工资也很低，工人决定要成立工会。但遭到了外方资本的抵制。工人阶级被分化，瓦解，最后工会没能成立。工人不得不继续冒着受伤的风险劳动，换取微不足道的回报。

然后问我：这是不是一个国外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例子？

嗯，谁能想到不过30年后，世界已经如此魔幻。30年后我成为了一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制造业从业者，去看一部讲在美国的中国制造业公司的故事，感慨很多。

我当然不是想讲什么屁股决定脑袋的老套论调。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是 imhuman 的，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人或者美国人，也适用于工人或者资本家。

纪录片临近末尾，曹总说：（因为环境被破坏了，小时候的田园风格消失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有功之人，还是有罪之人？然后他虔诚地拜佛。

镜头一转，他已经在视察自动化的进度。听说可以靠机器削减工作岗位，他非常开心。

这当然是因为他是合格甚至优秀的企业家。所有一切都忠实地按照资本的意志在运作。即使曹总，也必须服从资本的意志。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当然也不能责怪美国工人懒惰，或者夸奖中国工人勤奋。如果一定要讲群体差异，我注意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在美国，任何一个工人，无论教育程度如何，都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但中国工人的表达，却往往含混不清。我们之前讲所谓组织性纪律性，现在看来是辩证统一的。美国工人似乎有组织，无纪律；而中国工人，有纪律，无组织。组织来源于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充分认知，能够清晰表达自我诉求，能够主动团结他人达成一致。从这一点看，资本主义的异化仿佛在中国更甚。

能够约束资本的，当然是政府。能够主动提高人民的组织能力的，当然是各类民间团体。从这个意义上去看美国的咨询公司和中国的大政府，不由有相辅相成之慨。

所以不要抱怨或者庆幸我们为何有这样的政府，原因不妨彼此观照。

近期，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美国工厂》（Netflix出品）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2019）海报。

《美国工厂》导演史蒂芬·博格纳尔、茱莉亚·赖克特与奥巴马夫妇。

片子讲述了什么呢？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福耀”在美国衰败后的“铁锈地带”上建厂，雇请上千蓝领员工，随后发生冲突，并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开始逐步使用AI自动化替代人工，实现盈利。

这是一个新故事：不是人们以往所熟悉的外国资本与中国工人，而是中国资本与美国工人。

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参加建厂开工仪式，图片来自《美国工厂》。

企业管理方式、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全球化新变革等，是围绕《美国工厂》讨论较多的话题。美国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制造业大国，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产业向外转移，到本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来，包括“福耀”建厂地代顿在内的一批工业城市出现工厂关闭风潮。而从生产角度看，无法避免的自动化实际上才是最大的致命冲击。即便“福耀”初期到代顿提供了工作岗位，无论中美员工差异有多大，就像片子结尾所预示的，自动化装备将成为最大的替代者。

AI自动化生产，图片来自《美国工厂》。

那么，这些自动化制造业，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制造业”吗？在人们长期以来的传统印象里，制造业是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一个生产部门，而制造业之所以重要，通常不只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提高就业率以实现一种社会秩序的需要。

它还是“制造业”，但自动化正在改变定义。这是一场艰难但又无法回避的抉择。

在人类工业史上，任何一次产业转型或重组都不是风平浪静的，那些惊人的、华丽的转身往往只是一种事后表述。这显然是一个风险迭起的过程。而风险承受者既包括可能破产的企业所有者、管理者，也包括被迫失业的、长期以此为业的产业工人。

今天，书评君从一个美国故事“派克笔公司的最后一天”说起，去感受制造业衰落后对工人的影响。派克笔公司总部所在地叫“简斯维尔”，关闭的工厂还包括通用公司旗下的一家大型汽车装配厂。过去那种依靠在制造业上班就能让一家人过上中产的生活早已渐行渐远。工厂或转移到海外建厂，或被全自动化。现在，我们从以下三本书中去看美国工厂故事，那里的失业，那里对“制造业”的重新定义，以及如今“先进制造”的出场。

原文作者| 艾米·戈德斯坦 等

缘起

派克笔公司的最后一天：一个美国故事

《简斯维尔》。作者: （美）艾米·戈德斯坦；译者: 徐臻；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5月。

2010 年的第八天，派克笔公司的最后一部分资产被清理，工厂整体迁往墨西哥。

即将到来的周五，是琳达·科尔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个日子在她实现了一项重要个人目标的三个月后来临。秋天，一位同事退休后，琳达成为公司留下的 153 名员工中最资深的人。得到第一位，琳达花了 44 年。

她和派克笔公司的关系始于 1966 年。那年春天，就像那时的每个春天，派克笔公司人事部为了招聘毕业生，直接来到当时简斯维尔唯一一所高中。派克笔公司会举行一项敏捷度和速度测试，三年级学生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参加。大部分参加者是女生。

结合当时城中的情况，幸运的男生如果接到通用汽车的录取通知，就会去生产线上班；而幸运的女生如果接到派克笔公司的录取通知，就会去阿罗公园中整洁、友善的工厂上班，而制造、组装钢笔部件，需要娴熟的动作技能，这是女人的手能够胜任的好工作。

琳达参加了测试。她需要将一些钉子插入木板。她是 600 名毕业生中，20 位能够灵巧地完成任务的人之一，她被聘用了。琳达在 8 月 1 日入职，43 年后，她依旧清晰记得 18 岁那个清瘦的自己，金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城里的人们问她做什么工作，琳达总是自豪地告诉对方，她是派克笔公司员工。给出这个回答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简斯维尔。

那时在简斯维尔，珍贵的派克钢笔或者上好品质的圆珠笔是特别有意义的礼物，赠送者很可能亲手参与制造，或者和其他人一起制造，或至少认识派克笔公司的某个人。

现在，她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月15日——已经来临。琳达很难接受——实际上，对城里的许多人都是，派克笔公司的名字很快会成为简斯维尔历史中的一块碎片。

工厂关门前，琳达和其他库存部的同事需要装箱，免费派送多余的钢笔。它们被寄往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工厂，纽约一家忠心耿耿的百货公司，以及其他数个地方。直到库存部的一位同事问负责人，是否可以留一些笔在这里，捐给食物银行、ECHO、救世军，甚至简斯维尔的学生。

谁会拒绝一支漂亮的派克笔呢？最后剩下的是一些造型优雅的圆珠笔，纯银制造，它们也计划被送走。琳达的一位同事走进最高负责人的办公室提议，库存部的女士们是在派克笔公司工作到最后的一批员工，难道她们不配得到一支纯银笔吗？最后一天，琳达和其他人每人得到了一支圆珠笔。

琳达时年 51 岁，单身，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她从没想过在其他地方工作。因此，新雇主纽威尔乐柏美旗下的桑福德表示，需要 65 人往世界各地生产的笔上印标识时，琳达申请了。这次，员工将在位于城市北部的制造车间工作，比派克笔公司小得多。65 名工人都经过精心挑选，就像当年她高中毕业时一样，琳达很荣幸被选中了。

之后 11 年，65 名员工增长到 153 名，琳达依旧在库存部工作，她成了部门负责人，这意味着她既要管理，又要处理库存业务。她的薪水——时薪 18 美元，是工厂最高的。

通用公司（GM）在简斯维尔的一家汽车装配厂。《简斯维尔》一书讲述最多的也是该厂。

一切井然有序，直到去年 8 月 19 日，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桑福德在简斯维尔的最高负责人来到工厂。为了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他，他脚踩在一只木箱上宣布，公司决定关闭工厂。

之后，公司一名公共关系部的经理发布了一篇新闻稿。文章写道，简斯维尔的工厂是产能过剩的牺牲品，一家墨西哥从事印制标识的工厂会接下所有工作。“这个决定是公司对市场趋势变化过快导致结构性问题的回应，”文章继续写道，“绝不是因为不满简斯维尔工人多年来杰出的表现。”

对琳达而言，这不是结构性问题，而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她经历的半个世纪。她很快就满 62 岁，如果现在离开，拿到遣散费后就可以开始领退休金。因此，虽然她还可以在工厂留得更久一些，就像多年前派克笔公司关门时一样，她选择了放弃，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同事，好让她们再多撑几个月。

重识

究竟何为“制造业”：一个变化中的概念

《美国制造》。作者: （加拿大）瓦科拉夫·斯米尔；版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通过一系列的机械、物理或化学过程，将材料、物质或零部件转换为新产品的生产部门。对于工业品零部件的组装，除应归属于‘建筑业’以外的活动也被视为制造业。”

这是美国统计局对制造业的定义。此类定义将制造业描绘为：以动力驱动机器及材料加工设备为主要手段的工厂、设施、加工厂等制造型生产机构，这就涉及制造性活动具有机器和人类两个要素兼具的特征。此外，个人或家庭作坊以手工方式将材料或物质转化为新产品的活动，以及面包房、糖果店和零售店等直接向普通大众出售上述产品的个人或家庭，也被纳入到制造业的范畴。

这个定义确实有点含混不清，而且也不全面，但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是它的内涵和界限。

事实上，所有现代制造业还要涉及管理、薪酬和会计等问题，而且它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设计创新、研究以及通过各种载体实现零部件的即时运输。

尽管现代工程创造的很多产品在表面上依旧没有摆脱其鼻祖，但现代产品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是由一系列零部件和服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体系。汽车就是这种巨变的典型示范：尽管它们依旧是复杂的机械构造物，但是到了现代，从发动机运行到气囊配置等各种功能则全部由计算机控制实现，而它们所需要的软件甚至比战斗机或喷气式客机的操纵软件更复杂。

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1936）中的传统制造业画面。

毫无疑问，对制造业作出更符合现实、客观且更具包容性的定义不仅具有统计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考量整个门类的真实绩效，为制定行业政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

上述因素均产生了严重后果。

首先，会让我们将制造业局限于一个抱残守缺的定义而不能自拔，它既不能反映现代制造业已高度机械化，甚至可以说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个事实，也丝毫不能体现出计算机及程控设备目前已运用于制造业的每一个阶段，从设计到原型机生产，再到实际加工、组装、性能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包装，概莫能外。

其次，定量评价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占有的权重时，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对制造业边界的人为限定，但这种内涵上的缺陷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制造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大型制造商在对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工序进行外包或分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持续增长的研发、高品质专用零部件的加工、定制化组装、覆盖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目前已普遍实行在线运行），现代制造业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这种现象还会因“原产地”概念而显得越来越弱不禁风。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机器设备也可能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而制造这些零部件的材料和元件同样有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因此，任何试图指定原产地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如果按目前的通行做法，将原产地指定为完成最终组装工序所在的国家，这就会人为扩大该国的出口额。2009年，安德鲁·拉斯维勒对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物料清单进行的分解，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

iPhone的关键零部件包括内存卡、屏幕、摄像头、收发器和接收器，这些元部件分别来自日本的东芝（Toshiba）、德国的英飞凌（Infineon）、美国的博通（Broadcom）和恒忆（Numonyx）以及韩国的三星（Samsung），而最终组装则是由中国台湾鸿海精密科技集团通过旗下设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富士康公司完成的。 2009年，按全部制造成本计算，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亿美元。但是中国进行的组装工序费用在全部成本中占据的比例还不足4%，这意味着，中国创造的价值增值给美国带来的贸易逆差还不到7 500万美元，而在这20亿美元中，超过96%的部分实现了价值转移，其中3/4以上的价值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及美国。

未来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不得不出场的“先进制造”

《先进制造》。作者: （美）威廉姆·邦维利安 彼得·辛格；译者: 沈开艳；版本: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19年3月。

21世纪的前十年对美国制造业来说痛苦不堪。生产岗位下降了三分之一，制造业产出、投资和生产率下降，制成品贸易逆差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出现了一系列的市场失灵问题：在需求方面，太多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信息、资源和知识来部署新模式和新技术，以跟上国外低成本竞争对手的步伐。

在供应方面，大型企业在“轻资产”金融模式的驱动下，未能为其供应链中的小企业提供支持。随着制造生态系统日益薄弱，小公司越来越“孤独”。

在此期间，约有6万家工厂关闭。这直接导致社会动荡，严重打击了美国工人。后来行业状况有所好转，但称不上健康，仍然面临着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要解决经济不平等和创造高质量就业等挑战，就需要持续改进，其中的关键是驱动制造业强力创新，这有助于逆转停滞的生产率水平，提高效率，提高该行业应对国外低工资和低生产制造商的竞争力。 自动化与“先进制造”。

美国的创新体系，就像它在战后时期所演变的那样，是围绕着制造业以外的技术挑战而组织起来的。战争结束后，美国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已经确立，主宰了世界生产，所以制造业不是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前端”研发体系，延续战争期间已经启动的工作。因此，主要在战中和战后建立的美国创新体系从未专注于生产创新，而是侧重于一系列其他技术挑战。

如上所述，其他国家并未采用这种方式，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已经围绕制造业组织了创新体系。美国为未能更好地组织生产创新体系付出了代价。 在2010年至2015年大衰退的余震期间，制造业新政策开始出现。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中的生产”研究发现，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弱化不仅会危害制造业，而且会危及作为美国重要比较优势的创新体系本身。

美国总统提名了一个由制造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大学校长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即先进制造业合作伙伴（AMP）小组，以仿效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组建先进制造研究所，开发一系列先进制造业技术范式。 2015年的美国国家工程院报告提供了更宽的视角：先进制造业将融合服务和生产，建立新的经济“价值”模型，成为未来经济的核心。最终，国会通过了制造业法规，批准了制造研究所和先进制造业项目。与此同时，多个竞争国也开始制定自己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推动新的先进制造业发展。

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上任以来，尚未就制造研究所的未来发表明确的立场。国会为2017财年的14个机构提供了全额资金。政府继续支持强大的美国制造业和新的学徒制，但它对制造研究所的支持不一致。政府2018财年的预算继续包括由国防部支持的研究所项目，但作为削减能源部预算的一部分，建议削减能源部支持的研究所数量。为了生产创新项目继续产生影响，需要对制造研究所的持续支持和更强的参与。

过去制造业是受过高中教育的男性重要就业途径，尤其是白人男性。然而，1996年至2014年期间，白人男性高中毕业生的人均收入下降了9％，白人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则增长了22％。2014年，白人男性高中毕业生的年收入仅为36787美元，而大学毕业生则为94601美元。

“铁锈地带”地图（黄色部分）。

制造业岗位也是非裔美国人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城市中心，以及通过南部纺织和家具等部门步入中产阶级的关键。制造业衰退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尤其严重。这些地方显著出现了中等收入阶层受损和社会不平等的征象。高中毕业但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的全年就业率从1990年的76％下降到2013年的68％。完全不工作的男性的比例从1990年的11％上升到2013年的18％。

重要的是，这些男性的平均收入在1990年至2013年间下降了20％。在2016年激烈的总统选举中，重振制造业成为重要话题并非偶然。美国梦意味着给予所有人越来越多的经济福利。制造业衰退是传播社会失望情绪，并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反映了这一现实。

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在1987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制造业竞争达到高峰时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制造业很重要》——现在的制造业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创新驱动的“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无视制造业并允许其继续衰落，但它似乎会影响到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甚至是社会结构和民主价值。

本文内容经中信出版集团、机械工业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授权整合自《简斯维尔》《美国制造》《先进制造》等书。整合：罗东。编辑：西西；校对：翟永军。未经出版社和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题图素材来自《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2019）画面。

纪录片的力量就在于它解读的多元性，本片结构是封闭式的、有头有尾的故事，但文本是开放性的，不同阶层、不同国别可以解读出不同含义。

看豆瓣上有些评论把对体制的憎恨转移为对中国人的憎恨，我是憎恨不起来的。看着电影里那些默默忍受着各种压迫却依然笑着憧憬着吃饱饭然后教育好子女的中国工人，我憎恨不起来。我没法说出这些中国工人费拉不堪这么傲慢高冷的话。

我倒是想起2009年中国《劳动法》第一次修正案出来的时候，当时网上公知的主流反应是批评，说新劳动法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大大增加了老板的负担，沿海工厂大量破产，反而导致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后来我读了研究生，认识了圈姐作为很好的朋友，她本科是学经济的，我本科是学法学的，虽然现在都学了电影，但依然还是会为捍卫各自本科的学科观点而辩论。当时圈姐就是反对新劳动法的，而我是支持新劳动法。

当然新劳动法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以及政府确实把太多自己的责任推到了企业身上。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企业不应该再把责任推到职工身上。最后所有苦难都由打工的人默默承担。

整体而言，我依然坚持认为新劳动法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今天在互联网上，大家已经能毫无争议地知道“996是一种福报”完全是一句屁话，这就是新劳动法在2009年出台所产生的最大价值。

我其实看完这部纪录片，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人为了有一份工作，可以让渡太多东西了。

中国人对于失去工作的恐惧，远远大于失去工作实际上带来的危害本身。

当然，我不是说工作不重要，一份工作对于一个普通人、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我始终觉得，我们对于失去工作的那种恐惧，太强烈、太强烈了。强烈到为了稳定而安全地待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我们可以把自己变得那么温顺、那么听话、毫无尊严，甚至于抹除掉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所有独立性和思考性，完全地融入集体之中，不惜把自己变成集体大机器之中的一颗螺丝钉，而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

纪录片里福耀公司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句话不仅仅是老板的宣传语。中国是非常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个人进入集体之中，其实寻求的也就是一种庇护和安全感，为了获得这种庇护和安全感，让渡出一部分个人的权利。这本身是没问题的。按照卢梭的理想，社会契约就是这样形成的。

但中国人的那种不安全感、恐惧感，过于根深蒂固、刻骨铭心，以至于在与集体进行谈判时，变得毫无筹码，可以无限度地让步，只求还能继续呆在集体里面。这不仅仅是中国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也是甲方与乙方的关系，员工与老板的关系。

我总是忍不住怀疑，这种如此强烈的恐惧感、不安全感，到底是一种天性，还是洗脑之后的结果？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老板们抱怨：现在的90后、00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一言不合就辞职，不像80后那么有责任心。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网络上80后们总是嘲讽90后、00后小粉红多、脑残多，但我依然坚定地相信，90后与00后，比我们80后更有希望。

因为90后和00后是更有安全感的一代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安全感完完全全寄托在一份工作上。而80后呢，也许在网络上，他们会呈现出激进的姿态，但当真的涉及到他们的饭碗的时候，他们立刻会害怕和退缩。80后跟70后的父辈挨得太近了，仍然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代，可以在网上疯狂吐槽让自己加班的老板、蛮不讲理的甲方，但回过头，为了保住自己这份饭碗，依然会无底线地不断让步。

个人不断让步、不断出让自己的权利，集体的力量就越大。这个集体不仅仅是某个政府。我们要先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否则那个政府永远不会被打败。

我还是要强调，我不是精英主义、高高在上地说，一份工作不重要。工作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太重要了。没有工作，人是很难有尊严地活下去的。

但我们找工作是为了有尊严的活下去，而不是为了一份工作，放弃自己所有尊严，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些加班猝死的、那些把自己变成集体机器之中的螺丝钉的、那些忍受各种侮辱依然拼命要保住工作的，我真的想说，失去工作其实没那么可怕。

这部纪录片里提到一句，美国人是鼓励式教育长大的，所以都过于自信。我觉得这种自信让他们可以为了坚持自己相信的正确理念而放弃一份工作，他们也不会害怕。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害怕，让他们有勇气去跟资本家进行谈判，反而获得了更有尊严的工作机会。

我本人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工作。当然这也不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所以也没什么可自豪的。那段时间我爸爸生病了，我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工作回家照顾他。我自己感觉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工作的痛苦，主要是心理上的焦虑和周围环境的舆论压力。后来我突然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不能活得有尊严，工作并不是一个绝对要素。然后我开始能够心平气和地每天看看书、看看电影、跟我父亲聊聊天。在那段时间，我一个纯粹的文科生，开始喜欢上了量子力学，找来了能找到的所有这方面的科普书和高校教材，找到了所有网上能找到的公开课视频。然后告诉我爸爸，时间、空间、物质，都跟我们日常理解的并不一样，所以，死亡并不可怕，离别也并不可怕。

我挺感谢那段没有工作的两年多时光。让我今天内心少了很多恐惧和不安。我知道很多外在的事物不会打败我，工作也好、甲方的否定也好、老板的批评也好。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依然会选择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努力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好。

但我会对自己说：失去工作其实也没那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