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子疑云

故事据说是真事儿。不过这种故事放在中国有没有人去拍？根本没有。
太不值一提了。伊斯特伍德要在中国拍这个，那就是个事儿妈。这个悲情的老牛仔要是拍中国的事，那得一边拍一边哭最后把自己活活气死。太不行了。随便在街上找个人问，都能说一堆在他身边发生的比这故事劲爆多了的惨事儿。惨得比电影荒谬多了，后来看什么惨电影都搔不着痒。

我们是他们的过去，他们却不一定是我们的未来。

    我是一直坚信世界上所有情感的极致都是由女人演绎的。世界上最恶毒的人一定是女人，最善良的人一定是女人，最脆弱的人一定是女人，最坚强的人也一定是女人。
    而何谓坚强，你来看这么一个女人。
    
出场

    Walter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会离开。Christine答，因为他害怕一个东西，叫做责任。
    家庭的完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仅仅是两只手都有人牵。树木的枝繁叶茂是因为阳光和水，土壤和肥料的共同作用。孩子也一样，如水的温柔和如山的肩膀对于身心的生长缺一不可。我们需要母亲的笑容，同样需要父亲的威严。
   所以当Christine对Walter说，Never start a fight, always finish it.你会发现这个母兼夫职的女人的坚强，因为这些话原本是father-and-son thing。

理智

    Christine的理智是让人原本紧绷的神经更加压抑的原因，对于孩子的失踪心急如焚，但无论是在警局还是精神病院，无论是面对警长还是医生，Christine从未像个泼妇一样歇斯底里。她一直秉持原则，据理力争。面对对方近乎无赖的强词夺理，她既没有想过放弃争取，也从来没有崩溃失常。失去的是唯一的亲人，一生的羁绊，而面对的是无理的搪塞，无情的打压。任何一个弱女子都有大哭大闹，歇斯底里的理由。但是Christine没有，因为她知道，坚强不是刚，而是韧。

坚定

    警长说，再纠缠就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她说，他不是我儿子。医生说，只要你签了字，明天就放你出去。她说，我不签。
    如你见到的，这从来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站在这个弱质女子对面的巨大黑影，不是一个警长或是医生，而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的，你从开始就毫无胜算。然而她却坚定地恪守着自己的真理。
    要做正确的事情，哪怕与全世界为敌。

坚持

    世界上最难的不是做好事，而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任何事情都不难，但任何事情能坚持都是难的。更何况这不是一种食物，一项运动，一类爱好。这是每每想起都让你痛不欲生的事情。而为了那微乎其微的希望，她做的却是终其一生。
    我是 Christine Collins，昨天打过电话的。我想知道你是否已翻阅文件，发现有和我儿子 Walter Collins一样的。我明白了。嗯，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一过些日子再回电吧。非常感谢。
    每过几天Christine就要重复这段话一次。而这远远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机械重复，她重复的是巨大的悲伤，当然还有那渺茫，但却依稀存在的希望。

自制

    区别于《三岔口》中郭富城的一蹶不振，Christine的悲伤相当自制。她依然做着接线员的工作，依然如故的生活，依然会看《埃及艳后》和《一夜风流》，也会试着和好男人约会。
    把悲伤作为颓废借口的人都是生活的弱者。他们无法承受伤害的侵蚀，把堕落当做忘却伤痛的杜冷丁。善良的人们会因为他们的失去而同情，然而不爱惜自己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爱人。
    而Christine的自制，却是她坚强的最好体现。就像刮骨疗毒的关羽，她心中的泪滴不是用来换取怜惜的。她不需要将悲伤表现出来来减轻内心的负担。因为能说出来的悲伤，都不叫悲伤。

翻譯／SAMMAX
S&S：你感覺不受類型的限制。你不怕打破常規，但也不會做的太過火。你覺得這跟現在其他的導演有不同嗎？

CE：我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我不喜歡太深入去觀看，因為這樣表示我沒有看到外在的東西。不過我可能是真的受到舊傳統的影響比較大。現在拍電影很多都是關於剛剛發生的外在事物，是些一時的流行。為了要拍《神秘河流》和《登峰造擊》(Million Dollar Baby, 2004)，我必須得卑躬屈膝，因為根本沒人想要拍。我拿著《神秘河流》的案子給我認識的人，但是連華納(Warner Bro.)都說「這太黑暗了。」。下一次我帶《登峰造擊》去找他們；「一個女人在打拳擊！沒人要看這種東西！」。所以我跑去找環球(Universal)，他們說：「我們已經有拳擊片了。」，我說：「這不是拳擊片，只是背景是這樣設定而已。這是一個關於父女之愛的故事。」。然後華納回頭說：「我們不希望你到別的地方去拍，但是你可以在資金嚴格控管的情況下完成嗎？」，於是我就跟他們說這片不會花費很大，而且我會像在拍《迷霧追魂》(Play Misty for Me, 1971)那時候一樣不拿錢；如果片子有賺錢再付給我一定比例的錢，假設沒有的話我沒差。這跟38年前一樣。無論如何，片子一開始進展的很緩慢，但之後就很順利了，所以說我們是正好在那個時機點上。我想我們很可能會出錯，不過至少我們拍這片不是因為這是流行的一部分，或者是因為有別的片廠在對街拍類似的東西。你必須要去做你想要做的。我們在拍《殺無赦》(Unforgiven, 1992)的時候是西部片沉寂的年代，但是我說：「這是一個特別的故事，它會有它獨一無二的特質。」。你必須依照你所相信的往前走。

S&S：從《迷霧追魂》和《春花秋月未了情》(Breezy, 1973)，到《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995)與《陌生的孩子》，你不少影片都有堅強的女性角色。

CE：拍《麥迪遜之橋》是個有趣的經驗。有個朋友叫我去看那本小說，因為她覺得我很像裡頭的角色。當我讀了以後，我認為有太多陳腔濫調了，但同時我又覺得有些東西有點意思。在以前那種哭哭啼啼的電影；例如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 Sirk)的片子裡，常常會有一個人身患疾病或是深懷苦惱，但是這裡完全沒有。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生活苦悶的女人找到了一點刺激。小說是著重在男人的故事，但我們拍的比較像是女人的，因為她才是那個進退兩難的人：要離開她的家庭或是留下來。

S&S：大家都很驚訝你會去拍《麥迪遜之橋》，不過其實你從《春花秋月未了情》開始，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不斷地讓大家感到訝異。

CE：嗯，甚至當我把《迷霧追魂》的案子拿給環球──他們有版權只是把它束之高閣──製作人Jennings Lang說：「誰要看克林伊斯威特演DJ啊！」，我說：「你或許說的沒錯，但是這是個不錯的角色，而且影片裡面有一些關於跟蹤狂的心理，還有愛情關係中對彼此意圖的誤解，這很有意思。你要我做什麼？再十部西部片嗎？」。假如我停留在讓我出名的類型上，我今天就不可能再繼續工作了。拍三部同類型的影片還可以，拍了七片的話這就是全部你能拍的了。在坎城的記者會上，他們問說我是否會再扮演一回警探哈利(Dirty Harry)，我說：「在77歲的時候？他們會把你扔出警察局的！」。《緊急追捕令》(Dirty Harry, 1971)系列是還滿好玩的，假使我說要再拍續集，華納大概會說：「好啊！上吧，這是支票。」。可是我不想就只是拿支票而已，我想要做一些適合我的，而不是做一些可笑的事。

S&S：你最近拍了不少片。

CE：對，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神秘河流》的話，是因為我看到了書評，所以我找了小說來讀，然後我們就直接開始動工了。《登峰造擊》事實上是在拍攝四年前就給我了，不過當時我正在忙別的事情，所以這片其實是有點水到渠成的。《來自硫磺島的信》是另外一個例子，當時我們正在準備《硫磺島的英雄們》(Flags of Our Fathers, 2006)，在一次與製片Rob Lorenz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聚會中，我剛好說到：「我有在想其他的事，是關於一個日本將軍……」，之後就有一個朋友寄了一本關於那個將軍的書給我。關於硫磺島上的日本資料非常少──原因很明顯──但是我們有了相關資料，我也找了位女士來寫，她看了戰後的相關文章然後把故事拼湊出來。我拿到她的劇本之時我們正在冰島拍《硫磺島的英雄們》，所以我必須在週末趕工，這樣一來，當我們進行的時候，有了雙方的故事，我就有個整體的畫面了。

S&S：你現在算是在做任何你想做的，你會回想當初在環球和雷電華(RKO)扮演一些小角色的日子，然後納悶自己是怎麼達到今天的位置嗎？

CE：喔，會啊。當我在拍《Rawhide》的時候我曾想：「假如這就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工作該怎麼辦？」，這是演員的悲哀：每件工作都是你的最後一件。我在那個系列賺了不少錢，可是我花得很慢，因為我覺得我大概會有一陣子沒有工作。但我還是順從直覺，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黑澤明和《大鏢客》(Yojimbo, 1961)，這把我帶到了《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 1964)還有薩吉歐里昂(Sergio Leone)面前。當我回到美國的時候，有一個導演提出了一個計畫，這就讓我遇見了唐席格(Don Siegel)。一件事碰巧帶出另一件事來，我並不是事先有什麼偉大的計畫。

S&S：你會後悔沒有讓你的政治事業更進一步發展嗎？

CE：完全不會。我一直都只有做一任的想法。當時我和一群人在喝酒，試著去找出解決Carmel(譯註3)行政管理的方法，有一個人就建議我去做一任看看。市議員的任期是四年，市長則是兩年，所以我說：「市長的任期比較短，我可以去做。」。在那段期間我還是拍了《菜鳥帕克》和《魔鬼士官長》(Heartbreak Ridge, 1986)，我只是在那兩年有另外一份工作而已。

S&S：你的生涯還有什麼沒有完成的目標或是遺憾的事嗎？

CE：似乎沒有。除了說我一直都很喜歡音樂，我希望在小時候能夠多訓練和多玩一點。不過當時的環境並不好，所以我現在在弄音樂。我有寫也有玩一些東西，這純粹是我的樂趣，我非常享受做這些事情。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有些技巧，如果我勤加磨練的話，現在不知道能夠到什麼境界？Nathan Hale(譯註4)曾說：「我惟一的遺憾是我祇有一條生命能夠奉獻給我的國家。」。嗯，我會說我的遺憾是我只有一條生命可以奉獻給我自己！不過這都只是幻想而已，因為你沒有相對的知識的話你不會去做那些其他的事。回首過往，你幻想：「天啊，如果我六歲──或是二十歲或者隨便幾歲──就知道的話，我現在懂得可多了！」，但是你在某個年歲就只會知道某些事情，而且你是持續地在學習和改變，這樣很好，這會驅使你往前。如果你覺得沒有東西可以吸收了，你的腦筋就衰老了。看看奧利維拉(Manoel de Oliveira)吧，他已經一百歲了但看起來像是個六十歲的人！他到底是有什麼基因啊？我在向他致敬的場合遇見他的時候，我好像問說：「先生，請問你都是吃什麼？你是喝什麼牌子的威士忌？」


譯註3：Carmel-by-the-Sea，簡稱Carmel，位於加州沿海的小鎮，美景迷人，有許多藝術工作者居住在此。

譯註4：美國革命英雄，為美軍的間諜，在被英軍處刑前留下傳世名言：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give my country.

被人力荐，一定要看《调包婴儿》，虽然影片委实过长，叫人两个多小时都处在一种焦虑和狐疑的状态。但我看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给周围朋友力荐。我一向甚少推荐影片，因为口味这样东西非常私人。有句话讲“不要议论男人对食物和女人的口味”，其实还可以加上一句，“也不要议论任何人对于影片的口味”。但是《调包婴儿》也许多少是个意外，它的“好味”确实有其普遍性。

影片故事听上去太过离奇：女主角的儿子无故失踪，几个月后，当地警方声称找到了她的儿子，可是她发现这个男孩并非她的儿子，但是当地警方却对她的质问不予理睬，并最终将她送进精神病院。与此同时，进行信息封锁、关系封锁、适度威胁、树立权威等一系列国家手段……所以编剧J•迈克尔•斯特拉辛斯基讲： “这个故事太过离奇了，所以我必须小心，不断的用充分的事实来提醒自己这些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确实，这个故事太过离奇，几乎赶上乔治•奥威尔虚构的《1984》了——关于训练人们如何将政治要求内化为自身需求。置换到影片中就是如何使一个母亲将国家强行摊派的儿子确认为自己亲生儿子的过程。虽然这件事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因为这件事看上去太不可能了，于是反而显现出一种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就是当一件事情显现出过分虚假的时候，那么包括公众在内，都不认为一切还有伪装的必要，于是伪装也非常容易成立。

当然，影片的重头戏不仅在于前半部分当局的伪装，更在最后公众对于警方的质询和控告上，并且因为这种质询和控告，也使得伊斯特伍德的影片回到了他一向比较强硬的立场，就是撇开母性的因素，关于一个女人如何和庞大而腐败的警察机构对抗，并且这种对抗如何对1928年的父权社会构成一种普遍威胁和不被接受的事实。

其实影片不难叫人想到2003年的《神秘河》。一方面是因为那部影片也是描画了因为成人们冷漠而暴虐地对待一个孩子，而使得整个社会被污损的情景。再来就是两部影片镜头里的场景都呈现为一种黑暗晦涩的调子，而这也确实是老克林特一向钟爱的导演手法。比如有一场戏是雨夜，暗室，警探听少年供述杀死孩子的场景，整个情节和影像的设置，实在是非常沉重压抑，几乎接近史蒂芬•金的“变态”。不过如此“变态”一般人还真是学不会，所以还是得佩服老克林特，毕竟创作就是这样一二回事，不怕“盗用”，关键是所盗要为所用，正如史蒂芬•金的调子安插进来，异常合适；再比如最后吊死杀人犯的情节处理，多少有点像《黑暗中的舞者》；又比如精神病医院的戏，也很像那部反体制的《飞越疯人院》。可见在老克林特的这部影片中，确实有着几处对经典影片的抄袭，或者说是对经典影片的致敬。但是无所谓，混搭起来，效果不错。

说回演员，虽然讲叫观众把眼睛从安吉丽娜的曲线和她那个像病变器官的嘴唇上移开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必须讲，也许这一会我们真的有必要将眼睛从这两处移开——她果然是有演技。当然这种演技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色出演。她自己毕竟是膝下儿女一堆，移情移境，其实都不难塑造这种“失亲”的状态。就像前两天看的台片《爱的发声联系》里，大S演了一位非常想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也是逼真的不得了。现实里，小S生了一个又一个，她自己是只剩干看的份儿。所以电影里，感觉是来真的了。

说回《调包婴儿》，安吉丽娜被官方强制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戏，真是足。叫人一下子想起来十几年前，她和薇诺娜•赖徳拍的《移魂女郎》，十几年，膝下儿女一堆，曲线还是那条曲线。看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女人格外走运。至于男演员方面，饰演杀童凶手的那个家伙颇为出彩，因为几乎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心智是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而我们都对他的动机更是一无所知。并且在他的演技中，也果然没有透露出一丝半点的嫌疑。这个演员非常成功的折磨到了安吉丽娜饰演的母亲，也异常疯狂的玩儿弄了整个国家机构。并且在最终将被绞死的时候，成功的表现了一种关于宗教的、死亡的、个人普遍的恐惧。不过这回，可惜了约翰•马尔科维奇这个“戏骨”。

总之，老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回依旧是宝刀不老，我们依旧在镜头里看得出他无比丰富的野心。看来除了安吉丽娜之外，原来老爷子这回才是最性感的。他生生把这部电影变成一只装了六发子弹的左轮手枪。而老克林特自己就像年轻时所创造的那一系列经典的警探、硬汉和镖客一样，这一次也是弹无虚发，当然射的最狠的，还是1928年美国整个强权机构的保护壳。虽然这一枪，放在今天的中国看，倒也多少有点适逢其时——就像有人讲的，虽然很多事情是“民不举官不究”。但当局当即不作为，然后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永不作为的架势，那其实离“民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至于影片的结局，虽然说是“希望”两个字，但其实克里斯汀一直坚持的，和最后承认的那样东西，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可能性；再退一步，与其说是可能性，不如说是运气。就是说这个母亲有足够的运气抓出了那个凶手，却没有足够的运气等来他自己的儿子，哪怕在实际情况中，这个女人一直等到1985年11月，她94岁的时候。

记得肥皂剧《辛普森一家》里讲过一句话“假如念念不忘，那么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糟糕”。虽然用肥皂剧里的一句话来结束《调包婴儿》，多少显得没什么档次。但是事实上，我也的确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有另外的结束。伊斯特伍德太写实了，他在影像的最后，如常展现了一种希望。但是一个永远都存在，也有可能永远都不存在的希望，看上去却非常残酷。其实抛开影片，真不如告诉这个母亲，“此案已结，儿子已死，不必上诉，继续生活”，毕竟这样的一刀子，未必不是更仁慈。

同样是揭露社会现实的影片,同样是讲述一个女人的抗争,这部影片带给我的却更多,有思考,有感动还有希望。
失去孩子的母亲不懈地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洛杉矶警方却用另外一个孩子去代替丢失的孩子且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将科林斯送进了精神病院,科林斯依旧没有屈服. 在这个过程中影片强有力地控诉洛杉矶警察为提高形象、不顾真相、满嘴谎言、忽略百姓利益、强权行事的恶劣作风。
幸好有牧师的帮助和连环杀童案的破获(科林斯的孩子也许已经被杀害了),科林斯才得以从精神病院出来.在精神病院的经历让科林斯变得更加坚强了,也更加看到了洛杉矶警察对于女性和弱势全体的不公平待遇，开始主动反抗,最后与洛杉矶警方对簿公堂,并取得了胜利。
科林斯从来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同时生活仍在继续,继续坚强的活着,并充满希望。
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更动人呢?喜欢这样的故事,会让人产生共鸣,更加欣赏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