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粤语

影片开篇就震撼到了我，用数分钟的长镜头来展现一场让警方颇为耻辱的枪战。杜琪峰的经典枪战部分最大的特点是高度风格化的枪战镜头，所有人物以静制动取得最大的对峙感，镜头不停地切换，而这部电影里，长镜头和手提晃动镜头比比皆是，大量的注入了写实感。
将直播、媒体、舆论的反应这些元素加入了警匪之间的心理战，也让这部片子有了自己的特色。暗讽传媒让世界更透明，实际上却有更多谎言，重点描写但却并不泛滥。
任贤齐和尤勇的相遇很是意外，两人接触互动的笔墨不算太多，却在三言两语之间就将两人惺惺相惜的感觉描述得相当到位，最后二人死之前分别不惜性命为对方完成任务的举动，既在情理之中不觉突兀，又让我无限感慨。杜导对这种情节的处理总是那么得心应手。

片头那一段长达6分多钟的长镜头，由远及近，在一条空间较窄的巷子中把警匪双方的枪战近距离表现出来，极其写实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很多枪战场面快节奏的剪切，让人想起吴宇森对慢镜头的使用，老杜在追求突破；
或许张家辉就是一个执着的人，才能将这个警察演的这么自然，自始至终都不放弃的追捕（就像《黑社会》里那个我行我素的飞机，似乎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江湖儿女），从未出现在警方的直播画面中，导演对媒体的盲从和政治的虚伪谎言嘲讽甚是犀利。
影片的结尾有点无厘头，不多说了，还是值得一看。

    电影《大事件》故事由一帮抢匪与香港警察街头枪战开始，本身应该只是一次治安事件，但是从记者拍到劫匪把抢指向巡警，而巡警选择举手投降开始，这一次治安事件便开始走向另一条轨道了，逐渐演变为一场社会事件。
    如同电影中所说：现在是一个media年代。Media，就是指媒介、传媒、资讯，巡警举手投降的画面通过传媒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人们开始怀疑香港警察的能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警察的形象在这次大量媒体的发酵中毫无疑问受到了严重的毁坏，所以警队必须要重新挽回声誉。
    陈慧琳饰演的女警司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警察形象，她不像传统警察那样在公众视野外抓匪徒，而是要走到屏幕上，主动走到公众视野中去抓匪徒，目的是要通过媒体重新挽回并宣传警队的形象。在她出场时，便说了一句台词：“栽在传媒手上，就要从媒体手上赢回来”。根据这句台词以及接下来警队和匪徒的一系列行动，我们可以站在传播学的角度说：这不是一场警匪大战，而是一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大战。
    以陈慧琳为代表的警方是传统媒体一派，他们联合公共关系科与各大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社、外国通讯社等传统媒体合作，掌握了信息传播的咽喉，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而以任贤齐为代表的匪徒则与人质一起，代表原来被动接收传统媒体讯息的普通受众，通过互联网，打破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也将意见传达到了公众那里，并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而影片还有一个第三方，就是以张家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警察，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感知到媒介的发展变化，不会利用媒介宣传自己，也屏蔽外界信息，一心只想抓匪徒，尽警察的本职（后面警局为作秀而派饭时我家辉哥还饿着肚子找“混蛋”呢）。
    这里主要分析以陈慧琳为代表的新警察与以任贤齐为首的警匪人质之间的双方在媒介信息传播中的博弈。
    首先，警方主动出击，在每个指挥官身上装上镜头，警队从流动指挥车进入现场的那一刻开始，已经开始录影，而画面会在第一时间传送给全港市民。警方扮演着传统媒体的角色，他们掌握着大众信息传播的通道，可以说兼具着“把关人”这一重要角色。把关人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在实际的信息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不可避免地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的传播行为就叫做把关（即守门），凡有这种传播行为的人就叫做把关人（守门人）。它的实质是：
     1、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根据传媒的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而进行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
    2、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尽管受到媒体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与媒介方针和利益一致或相符的内容更容易优先入选、优先得到传播。
    3、媒介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其中虽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是“把关”的结果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
    这一角色在影片中所表现的行为就是，从警方将匪徒包围在一栋居民楼开始，警方在实际上是处于被动中的，匪徒四处扔炸弹，警察屡次被炸。然而警方作为“把关人”通过信息筛选，只选择警察开枪追捕疑犯的画面，并挑选所谓“又帅又酷”的警察，并且还要用电脑修饰照片，将警方出发的片段请电影导演重新剪辑，并且加上配乐，这样一来，观众只会看到英勇的警察开枪追捕疑匪，把他们逼进一个单位里面，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通过即时播报的市民采访片段可以看到，受众通过传统媒体接收到了经过筛选重新编排的信息，并且很快有了反馈：“有警察陪着，不怕”、“警察十五分钟就到了，行动很快”、“香港还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然而匪徒也是很聪明的，面对警方的传媒攻势，他们作为普通受众的代表，感知到了媒介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快以互联网为自己的阵地，通过互联网为自己发声，向传统媒体发起反攻：将实际行动中警察被炸得四处逃窜的画面用手机拍下，并且将自己与人质一起吃饭的画面录下，通过人质家的网络发表，向公众传递了警察在撒谎，自己善待人质的信息以攻击警方、博取同情。这一信息很快传播到了公众视野，并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事件开始持续发酵。市民开始指责警方撒谎欺骗市民，外界不满的声音逐渐增加。匪徒成功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警方“把关人”的角色被弱化。
    面对这一突然反击，警方很快采取了行动，开始通过大众媒介转移视线。找来“成龙大哥”作为警察之星作为意见领袖，公开声援警方，同时警方也将自己派饭的画面拍下，并且拉拢记者，与记者一起吃饭，以此告诉市民：不只匪徒和人质要吃饭，警察也是人，也会饿，也要吃饭。还访问了殉职同事的家属，让其父母、女友声泪俱下发声，并拍摄受伤警员面临截肢的画面，也博取同情。最重要的是，还找到了最开始举手投降的巡警，让其发声，声明自己没有错，他没有犯任何警例，警队不鼓励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险，当警察不等于送死；并且又展现了自己作为父亲与老公的责任，要照顾妻子和孩子，自己是一个家庭的支柱。这样，就如同电影中所说：“会利用传媒，他就是英雄”。
    于是从中还可以看到一个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媒介议程设置理论产生的效果。“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1968年，麦克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看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多大的影响。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其主要观点是：
    1） 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 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3）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通过议程设置，警方让受众的视线转移，不再聚焦到警察撒谎这一行为上，而是关注警察背后的艰辛与警察职业道德的广泛讨论（有关举手投降的巡警）。
    影片最后警察也抓到了匪徒，行动大获成功。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媒体面对现代互联网媒体的强烈冲击，其传统的“把关人”地位受到挑战，媒介议程设置功能也被削弱。而媒介的更加多样化，使本来只能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变为了主动传播信息的“传者”，传播者的角色也发声了巨大变化，这些都展示了现代媒介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渠道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