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饭店

患有强迫症的韦斯·安德森把布达佩斯大酒店变成一个7，8岁小女孩儿的粉红色玩具屋。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谋杀案变成了神智不清的轻歌剧。把血雨腥风大战前的冰天雪地变成了冬奥会的训练营。把肖生克的救赎变成了四个狐狸爸爸。把神奇的Ralph Fiennes变成了同样神奇的Monsieur Gustave。把王女Tilda Swinton 变成了84岁性欲旺盛的太婆贵族。

布达佩斯大饭店，这个绮丽奢华却孤独潦倒的酒店，坐落在一个同样荒谬战前的中欧国家，虚构的白雪皑皑的Zubrowka。酒店水疗中心由神秘的残疾人，战犯，或贫困的白俄罗斯人组成- 让人想起由托马斯·曼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二战背景下的小说。但片尾的剧目透露，茨威格才是安德森的灵感来源，感谢《象棋故事》和《邮局女孩》。事实上，电影里带有胡渣的明星拉尔夫·费因斯也相当类似茨威格。

故事的情节看似阿加莎式的遗产谋杀，实际是对战争的反思。但与茨威格的悲观主义不同，安德森是个耐心的乐观主义，在影片最后他把那座巨大红色酒店留给了受惊战争之苦的难民服务生零。并且让零一辈子的相信爱情一瞬间的永恒。

与以往一样，安德森的世界就像是最宏伟最精致玩偶的房子;难以置信的拍摄地点，内饰和老式的磨砂喷漆背景，精致到吹毛求疵的道具，卡通插画一样的色调，固定机位拍摄带有韵律的画面切换，像在给我们有节奏得读一本童话故事。它使观众感觉像巨人在弯腰佩服一个极好的精细的小宇宙。好像把镜头拉到一厘米的具体，仿佛每一片雪花都是工工整整的六角晶片。

茨威格如果看了这片，是不是该重新考虑绝命的事。就像Monsieur Gustave一样，越狱后的第一件事是要用一种L'Air de Panache 的古龙水。不管战争，牢狱，死亡有多么临近，在安德森导演的角度里，人生永远会有诗意与美的细节让人可以只在主体的世界里欢乐。

-部分摘录自卫报影评。

查理·卓别林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布达佩斯大饭店》，看似是一场人间喜剧，实则内质充满了点点的忧伤，当然不可否认，这部影片的观影过程是愉悦的，但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阴暗萦绕在心头，好像是对美好易失的感慨，当片尾打出灵感来自茨威格时，终于明了这种忧戚的缘由。茨威格是一名犹太人，也是欧洲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受到那次纳粹德国迫害，最后在巴西自杀而亡。这部影片其实刻画的也是一部犹太人的流亡史。 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古斯塔夫两次在火车上救下没有身份的酒店门童Zero,电影里这句台词也是两次出现，“你看，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有些文明的微光在闪动，那就是人性所在。确实，那就是我们仅有的谦卑的温和的方式”，但文明的微光并不能永恒照亮人性，第一次古斯塔夫遇到对自己友好的法西斯军官，第二次他则被执行队毫无迟疑地枪杀。影片弱化处理了这个血腥场面，只是通过年老后的小门童的口述，仿佛一笔带过，却比直面更多了一层悲凉。两次画面的表现色彩也是不相同，彩色与黑白相对比，而同时那张由上一任军官签发的特别旅行通行证被撕毁，向观众展示了战争就是否定之前的一切，重新建立新秩序。军官的人性之光熄灭了。
   影片用层层倒叙的方式，以三个时代，不同的叙事人，交相呼应、头尾相接地追述了人物及其所生活时代载体的故事，仿佛一条时间的河。影片中还讲述门童Zero和女蛋糕师的爱情，他们并没有像童话里那样，波折过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女人很早就死于疾病，而门童缅怀她至老。当片中的作家询问老年门童“你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财产跟国家换一个不能盈利的残破的酒店，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最接近古斯塔夫先生”时，老门童回答：“不是的，我只是为了怀念我的妻子阿嘉莎，因为我们曾在这里度过很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很短暂。” 爱情虽然短暂但却刻骨铭心。

布達佩斯大酒店，設置在一個有些虛晃的年代，一個模零兩可的地理位置，還有一些看似活在另一個奇幻世界的人。

一切從住在布達佩斯大酒店的一位作家和酒店擁有者的談話展開，一切都關於一個人，Mr. Gustave （顧先生）。顧先生曾是大酒店的門房，那些膚淺的，金發的，孤單的，有錢老女人光顧布達佩斯大酒店的主要原因，也因此陰差陽錯地繼承了一位老貴族的遺產，包括布達佩斯大酒店。

顧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一個傳奇般存在的酒店門房，永遠衣衫整齊，身姿挺拔彬彬有禮，在酒店頂層只能容下一張床的宿舍裡仍要擺下一溜古龍水；女貴族去世，他坐火車穿過戰時的邊境，在她的棺槨旁講最後的甜言蜜語給最後一個吻；監獄裡，以在布達佩斯大酒店的標準為囚犯服務，享受甜品；越獄出來，最先關心的不是怎樣怎樣逃脫，而是要一套乾淨的衣服和古龍水；吊在懸崖，殺手一點點逼迫生命線，他看著兇手的眼睛念他最愛的詩篇；當Zero在越境火車上被查檢，為Zero這個處在社會最底層的難民挺身而出。逢場作戲卻有真情，不論身份患難與共即是兄弟。這就是Mr. Gustave.

是有這麼一樣人，貧賤不能讓他潦倒，強權不能讓他彎腰，困境不能讓他折衷，富貴不能讓他改變。胡適寫他的母親，大年三十被債主逼債，都在大廳上坐滿了，依然鎮鎮定定安排親朋的年夜飯；被家裡妯娌氣了，卻從不說一句重話，實在熬不住了就在自己的屋裡輕輕地哭一哭。還記得看過一本短篇集，一個不知名的作家也寫他的母親，家裡落魄父親不在了，母親卻要賒著債給用人工錢，實在扛不住，家裡浣洗錢卻不能少，穿的衣服母親總要前夜熨平整了才可以上身。也看過蘇青寫張愛玲，不過是過去她家小聚，張愛玲卻盛裝打扮，蘇青覺得那是給她難堪，而張愛玲卻不過是總保持著她家那邊沒落貴族待人接物的風景。也記得看金融時報上對世界第二富豪Carlos Slim的採訪，沒有遊艇沒有私人飛機舊舊的房子是從他第一個孩子出生就住著的。
人生說短也長，在這半長不短的人生里無論怎麼掙吧，最後還不過是棺槨一架。而中間怎麼掙吧的，究竟多少人在意，多少人放在心裡，多少人仔仔細細問過究竟，就看個人的造化。

整個電影的所有場景都像油畫，裝束，人物，顏色都飽滿。啊，真是個精緻的年代。電影人物由一位二戰時期奧地利的作家維爾茨啟發而成。 （維爾茨為大家最熟悉的，是《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呢?維爾茨在他的書裡寫，那時候報紙的第一個版面有詩歌，還有哲學討論，當然報紙也是要用熨斗燙了才去讀的，不然手指會沾墨。而在二戰後期，似乎這樣的年代，被戰爭一斬而斷。他作為一個猶太人，不得不逃到倫敦避難，而後又輾轉去了紐約，不停地旅行著漂流著。他的生命終結的方式讓我想到許多中國舊時的文人，他和妻子吞了鎮定劑手拉手自殺在公寓，寫下遺書：I think it better to conclude in good time and in erect bearing a life in which intellectual labour meant the purest joy and personal freedom the highest good on Earth. 我想，還是在好的時候結束好些，生命只有在做學問意味著最單純的快樂和個人的自由並被視為世上最崇高之事的時候才值得延續……他的回憶錄的名字叫做The World of Yesterday，昨日的世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我喜歡逛古董店，看著那些有些日子的水晶杯上雕龍刻鳳，看泛了烏的鼻煙壺裡另一個世界玲瓏乾坤，看老袍子上的滾金鏤花，每次看每次都想，怎麼我們活的那麼糙？古時候中國人大概是最活的極致了，天冷不同時候穿不同的皮，兔鼠貂，穿錯了會被人笑；鞋子上銹那麼些個花，卻被長長的衣裳遮住，看不到卻也還要；身上掛的腰上配的頭上戴的不知道多少玉多少金銀瑪瑙，樣樣般般都講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段話讓我心驚也傷心：Knowledge was the highest good, truth the supreme value; all the rest was secondary and subordinate……Our Ford himself did a great deal to shift the emphasis from truth and beauty to comfort and happiness. Mass production demanded the shift. Universal happiness keeps the wheels steadily turning; truth and beauty can't. And, of course, whenever the masses seized political power, then it was happiness rather than truth and beauty that mattered .知識曾是最高產物，真相有高於一切的價值；其他的一切都從屬次之。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做了極大的努力將給予真相和美的認知轉移到舒適和享樂。機械化大生產必須要這樣的轉變。普世的享樂讓歷史的車輪轉動；真相和美卻不能。當然，一旦大眾認同的價值附加與政治之上，那麼享樂就將高於真相和美。

電影里當顧先生和Zero穿過國界列車裡被這戰時世界最後的一絲溫柔所解救，他曾說：還好在這野蠻不復文明的世界裡尚有一絲人性存在。可最終，電影裡顧先生為他的優雅而死，現實里維爾茨為不能生存在一個至純的世界失望自殺，現在，在繁忙無情的鋼鐵森林裡，我們為生存攀登到食物鏈頂端，我們能否留存最後的一絲優雅？或者問題是，優雅和生存能否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