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

由于十月革命的余温仍在持续着，东欧革命这一事件对某些部族仍旧不是一个容易谈论的话题，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东欧革命的事实演变过程，但提炼出中心思想或是意义的任务，按某国教科书的揭示，当然属于高端人士的职责范围内。

人类自己恰如其分的记录人类历史是不可能的，只有高于人类者才能记录出人类的历史。对远低于理论的现实生活而言，人为了呼吸的继续，迫切需要像CCAV节目“高端访问”那样高级又高质的访谈节目指引我们的生活以及顺带附有记录历史影像的高级功能。按万恶的资产阶级人士发明的“短板理论”，更贴近历史真相的记录是由“短板”完成的，也就是社会中的低端人士，无产阶级的前伙伴罗马尼亚国炮制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就是一部关于低端访问的电影。

看完这部电影后，按照东方人的习惯，虽然心里觉得这电影很不赖，但评分的时候只能评三星。此种分寸的把握正如罗马尼亚人把这电影拍隐晦了同样关键，虽然有失欧洲人欧洲风格的颜面，不过他们若狡辩说这种手法是为了向十月革命等传统保有敬意。笔者作为一颗红旗下的蛋，也同样向罗马尼亚人民致敬。

12点08分，飞机离开前，广场上有人吗。有，便是革命的群众敢走了共党的统治者。没有，革命未发生。

教授是个酒鬼，债奴，他在醉酒后会骂人，骂中国商人。在1989年12月22日，他和同事上午去了广场。和自己也数不清楚数量的1个警察干了一架。这是革命的最高形式。

电台主持人邀请教授到了演播室。讲述了革命的过程。不停有人打来电话发出质疑。结果很明显。

革命不革命，大家的生活基本没变。大家的生活状况却完全改变。意识形态决定了经济形式，经济基础决定了无聊生活。

演播室的镜头很好玩。演员演技都很了得。

    我对外国历史向来不甚寥寥。《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讲述了16年后三个人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在罗马尼亚的革命。这部电影与其说补充了我可怜的历史知识（至今我还不知道罗马尼亚是在哪个混蛋洲上），还不如说它故意跟革命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肯定是开大了，因为我我知道几乎在同一年发生在我国也有一个类似于革命的骚乱。但至今还没有中国导演敢去拍像《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那样的黑色电影。
    假如有人问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回答肯定是黑色幽默电影。然而到底黑色幽默电影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比如《两杆大烟枪》、《低俗小说》、《二楼上传来的歌声》、《黑店狂想曲》、《偷摸拐骗》等等都被人称为黑色电影。而这些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物力图都显得正常，一本正经，认真严肃地生活，而作为观众的我却不得不暗自发笑。笑完了电影中的人物接着就笑自己。那是一种苦笑，一种意识到生活在荒诞和平庸中却不能为力的无奈。

    罗马尼亚在1989年岁末引发了一场成功推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6年后在罗马尼亚的小镇电视台的领导人兼访谈节目的主持人维吉尔为了做一期纪念革命的访谈就邀请了经历过那场革命的马内斯库教授以及皮斯科西先生。原本对罗马尼亚影响深远的一场革命（按官方说法是革命结束了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给了人们自由和民主）在那场极具戏剧性的访谈中变得可笑而平庸。为什么会这样呢？首要的原因就在于电视里的三位一本正经的主角。
    马内斯库教授是个酒鬼，访谈前一天晚上还喝得烂醉如泥，没钱赊账请客，臭骂中国来的商人老陈。回家时还莫名其妙地搬回来一颗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破烂的圣诞树。就这样一个人，当他早上从沙发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空的酒瓶，而这时维吉尔为了访谈的事打电话给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昨晚是否喝醉。
    皮斯科西先生年纪一大把，脾气古怪，早上独自一人坐在窗前看到路灯熄灭时就开始吃早饭。镇上的一群调皮蛋放鞭炮吓他，他也不甘示弱，狠狠地回敬了这帮牛犊。
    维吉尔有个肥胖的老婆，家里他是太上皇，老婆服侍得他舒舒服服。维吉尔做节目总是想装得自己很有学问，引经据典，时不时来一段名人名言。在电视台里他是老板，背着发妻和风骚的女主持人偷情。情妇打算到布加勒斯特过年，他很生气，说那儿又闷又醜，下雪天道路泥泞不堪，人又多。
    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实难指望从这样的三个人中得到关于革命的任何严肃的积极的意义。果然节目从一开始到结尾就是笑料不断。老爹为了上镜故意靠近维吉尔，像许多醉鬼一样在没有酒时教授显得垂头丧气。特别是他回忆16年前自己和一帮现在已驾鹤仙去的狐朋狗友闹革命被场外观众严词驳斥后，则是一脸的沮丧。维吉尔大展其博学多才，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到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只是那本《神学词典》里没有关于革命的知识。
    访谈的主题是想解开16年前的革命是否也在小镇上发生过。教授一直坚持自己在独裁者西奥赛斯古离开前到达镇广场闹革命，那些愤怒的观众受不了这个酒鬼的胡言乱语，打进电话来，第一个先是说教授在革命的前一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第二个是当时在场的警卫，他跟教授吵了起来，认为教授当时并没有来广场。第三个是被教授诽谤为秘密警察的贝尔，贝尔郑重警告维吉尔要是再提起他的名字将会把维吉尔告得一贫如洗。因为贝尔现在开了三家工厂，是革命以后勤劳苦干的成果，而革命当天他根本不在广场。这时维吉尔难堪万分，再加上教授开始不满维吉尔，翻他的老底，说维吉尔是个纺织工程师，竟然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记者。皮斯科西先生独自折着纸船，觉得镜头都被这两个人抢走了，由于嫉妒，开口了：“你到底请我来干嘛？”并提出要先走人。在维吉尔总结完前半段时间的讨论后，老爹终于提出了他的经典革命理论：“先是迪米舍瓦啦，接着布加勒斯特东然后一点点蔓延到全国。革命就像街灯，先在市中心点亮，然后整个镇上都亮了。”然后教授一句话评价：“皮斯科西，有时你真是满嘴胡言。”
    老爹后来讲述了自己在革命那天经历：他和妻子吵架，上班，后悔吵架，是因为自己的嫉妒，请假下班，在植物园里打破一面玻璃透了三多木兰花回家，送花给妻子，妻子很高心却故意装得不高兴，看默片或者《猫和老鼠》，然后是西奥赛斯古的演讲，保证给每人发100列依，可是不久独裁者就离开了布加勒斯特，老爹很懊恼那100列依泡汤了，他还打算用这笔钱去旅游呢！老爹在回忆中折好了他的纸船，期间问了两次维吉尔：“我不是不闷坏了你？”维吉尔作为一个出色的记者竭力忍住说：“不”。要是换成了我，肯定是受不了的：“你丫有完没完？”

    电影开了革命的玩笑，反观皮斯科西先生在革命那天和妻子的生活琐事的清晰回忆，革命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有没有革命都成了问题。政治从来都不应该凌驾于社会之上。革命对小镇上的人们影响就是革命当天在独裁者走后，人们涌上广场，之后各自散去该干嘛干嘛。革命16年后，生活还是照样，电视台的电梯坏了没人修，布加勒斯特又闷又醜，教授还是一个酒鬼，老爹仍然童心未泯。那个严肃正经的革命永远也无法融入人们的生活，所以当最后一个电话里传出一个儿子在革命中死去的老妇人的声音（她说“外面正在下雪，大片洁白的雪花漫天飞舞，好好享受此刻吧，明天雪花就会变成污泥了”）时，三位主人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结束这场异常糟糕的革命访谈节目。那就过我们的平庸宁静的生活吧，维吉尔自述道：“我应该让老爹折他的纸船，让马内斯库被纸屑呛死。但我像个傻瓜一样面对镜头。”
     罗马尼亚小镇的这个革命是我从没耳闻过的革命，如今革命一词已不像是我们上上代那样拥有荣誉、光明，当它被剥除那件华丽绚烂的外套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丑小孩。历史的进步从来都不在于革命、战争、运动，而是人们在生活中点点滴滴地改善，比如电视台的电梯质量终于有保障了，主持人不再靠一个《神学词典》蒙混工作，布加勒斯特的道路在下雪天不再泥泞不堪，酒鬼教授少喝点酒，把学生管好。

作为2006年戛纳金摄影机奖得主，《布加勒斯特以东午后八分》用箱底般的陈旧色调，试图将观众领回那个泛黄的年代，借助罗马尼亚本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来讲述一段和那个时代并无多大紧密关联的话题。开篇即是密集而均匀的静止长镜头，而且几乎每个镜头的景深都所差无几。更有意思的是，有相当部分的长镜头是透过窗户或者门取景的，让镜头前后的距离无形间增大，观众更容易产生舞台前后的错觉，不知不觉间做得更像观众了。前半段铺垫完成以后，一个平行运动间相对静止长镜头，跟随圣诞树下汽车里的三个人来到了直播室。过渡完成后，影片后半段的镜头转嫁到电视节目直播镜头上，近距离特写镜头穿插于直播长镜头中，模糊着电影和电视栏目的镜头语言。

1989年12月22日的罗马尼亚革命，之于16年后的罗马尼亚人意味着什么？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度的终结？抑或是自由的回归？齐奥塞斯库政权垮掉了，被罗马尼亚人民赶跑了，或许只留下这么一个符号化的印象。今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无意对那场革命不敬，又或者是不敢，多数人选择的是不分配多少注意力给它，而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随后的圣诞节。没人否认，自己生活在那场革命开辟出来的时代里。可是你要人们掏出崇敬去回首那次久远的事件，人们很难提起兴趣，一来可能没多少了解，二来可能忙碌于当下而无暇顾及。

在电视栏目开始前，主持人和两个嘉宾各自忙碌着自己的家庭生活，忙着为圣诞节做各种准备。主持人Jderescu费心安排台里的工作安排，费尽口舌想要手下的女主播不要回布加勒斯特过圣诞。Piscoci老人则重拾旧行当，准备扮演圣诞老人。而历史教员Manescu更要不厌其烦地应付周遭的一切：学校学生的补考、门外的讨债大军、家里等着他的工资来打理圣诞节的妻子、被自己酒后大骂的中国佬，当然还有自己的酒精嗜好。在12月22日和圣诞节以同样的速度临近他们，而12月22日在前的情况下，我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听不见一句关于那场革命的对话。人们其实并非有意，只是在不经意间已经架空了16年前的所谓大事，或许它之于当下的罗马尼亚人与更遥远的法国大革命并无差异，只是学校里补考学生的选题而已，还随时可能招来讨债者一样不屑的嘲笑。

电视栏目直播开始以后，主持人Jderescu一副佯装热情，貌似急切地想知道当年的革命有没有波及到他们所在的小镇。酒鬼历史教员Manescu则自始至终无精打采地说波及到了，而且自己亲身经历了。在逐一接到反对者的热线以后，焦点集中到当天12点08分这一时刻，它的前后就如非黑即白般势不两立。当Piscoci老人用路灯般的蔓延模型描述革命时，我们看到符号化和模型化的思维。三个人和热线里的观众看似热火朝天的讨论，直至节目结束也没有讨论出结果。而就在宣布节目结束的瞬间，三人就此沉默，再没有一句关于节目中话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自从节目开始的那一刻，三个人想的仅仅是怎样把这个节目成功做好做完。在节目结束的那一刻，三个人长出一口气，紧锣密鼓地张罗今天吃点什么，或者怎样过接踵而至的圣诞节。至于革命到底有没有波及到这个小镇，只是这次节目的话题而已，仅此而已。在人们以各种仪式化的活动来纪念16年前的革命时，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朝圣心态，更值得人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眼前当下的生活，因为“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当历史被架空为一种印象，当年的革命被缩微成一个符号时，我们该是怎样的心情？对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顿悟？还是对人们的冷落健忘感到失望？其实都犯不上，因为这样的局面压根儿就不是人民做出选择的结果，而是不知不觉间随生活漂流至此。倒是一小部分人应该反思一下，因为恰恰是你们的失职才绘出这幅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