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2006

生命的精神
——从《东京审判》谈起

    近日难得有暇，这个周末看电影，阅读，然后想起记录三个人的名字：梅汝璈，袁传宓，阮仪三。
    先说梅先生，1946年3月东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委任梅汝璈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人。《东京审判》的导演高群书写在拍摄记《危局上的城》里提到，梅汝璈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企及的人物。片子的开端，梅先生一直坚持法官坐席按《日本受降书》上的签字排名，中国排在第二位，而不是主法官卫勃安排的美英之后。这为案件中他数次及时翻译中国证人的话给主审官有很大帮助。他是个强势的人，这种强势一直坚持到最后，片子结尾，刘松仁演的梅汝璈有一句台词：“（只要你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要站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地游说十位法官，审判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死刑。在看到卫勃宣读投票的时候，我的心跟着激动，紧张而狂跳。那是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精彩辩论至今也是法律界的经典案例。
    袁传宓是生物学家，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个老师，为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忙碌了一辈子。在我的专业领域——景观生态学上有一个词叫生态廊道，许多甲方在看我们所做的规划的时候，常为这个词汇而困惑不解。我经常用1/3的汇报时间去给甲方解释这个词，是留给动植物的生存通道，希望开发商在大刀阔斧的同时能够给鸟儿、鱼儿留一些生存的空间。扯远了。在长江修建葛洲坝的时候，是给鱼儿留了条“过鱼道”，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廊道”。每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是要到上游产卵的。可是“过鱼道”是没用的，鱼不听人的命令，鱼有鱼的规矩。近年来，耳畔总是听到关于长江许多珍惜鱼种灭绝的消息，是因为人类的一己之利而剥夺了鱼儿为父为母的权利。袁传宓是应该被人们记住的，他每年都带着几个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的运过坝去。就这样袁先生忙碌了一辈子，为鱼儿，为鸭子，为了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为了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
    阮仪三是同济大学城规学院的老师，一直致力于历史城市保护的工作。他写过一本书叫《护城纪实》，记录了他这几十年来关于当代城市发展的立场和行动。江南六镇、平遥、丽江、九华山……一个个如今蜚声海内外的古城名山，当年就是这个小个子的男人奔走保护，甚至多次差点罹难而保全的。我曾有幸听过阮老师半年的课。2005年的秋天，每周五早八点，当我们这些年轻人还睡眼惺忪地赶到教室的时候，七十多岁的阮老师早就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前了。我每次听他的课都能感受到他的热情、激动，和对这个国家历史文化的深沉的爱，这种热情常常让我忽略了他的年龄，甚至觉得自己的心态在他面前都显得老了。
这三个人的领域分别在法律、生物、城市规划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都有着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都有着一种贯穿生命的精神，都是我钦佩的人。
    毕业以后，我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看起来顺风顺水，却依然不快乐，我想不懂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度购买服饰美容类的奢侈品成了我努力工作的理由。
    这一个月来，身边的人和事发生了一连串的戏剧性，让人措手不及。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思索我所欠缺的——生命的精神！
    我们为什么工作？我曾问过朋友，他说，“工作是为了有收入过我们想过的生活”。在拥有了想过的生活之后呢？几位前辈已经用他们的作为来证实了：工作是为了实现生命的精神，是为了对得起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
    人活着，有一份比钱更重要的为之奋斗的事业，有一种贯穿生命的精神，这种精神所带来的满足感和自我肯定，才是让内心真正充盈着快乐和热情的原动力吧？！

政治题材与传记题材是当前影视创作的两大内容倾向，故事片纪实化与记录片故事化是当前影视创作的两大手法风潮，而究其背后的原因，乃是电影工作者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增强。从这个角度上说，高群书导演借钱拍片，并以"一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作为宣传标语，其创作热情与所体现出的社会担当是值得肯定的。

但遗憾的是，《东京审判》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理性与激情。从剧情安排及演员表现上说，朱孝天的副线故事戏份太多（比如林熙蕾的角色为什么要出现？为什么要表现爱情？），有喧宾夺主之嫌，而符号化倾向又过于明显（比如曾志伟为什么会下跪？樱子为什么会在法庭上晕倒？），削弱了主线的表现力度。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刘松仁、英达、曾江的戏份都略显不足，且在辩论方面没有拿出足够的魄力与智慧，英达那张肉乎乎的面团脸实在不适合扮演刚直的角色，而刘松仁在开头时的座次之争，并不能言及其民族气节，倒更像是在耍小孩子脾气（不答应就走人？靠别人妥协谦让？），而结尾处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说得没头没脑，缺少足够的铺垫，倒反显其脆弱与懦弱。与之相比，盟国检查官、日本辩护律师、东条英机、偏执狂雄一的角色表现倒是显得很有张力。

从表现手法上说，作为有明显纪录片倾向的历史正剧，《东京审判》留给导演的创作空间很小，其内涵主旨只能通过剧情剪辑与演员表演来体现，而前者则取决于导演的思想深度与文史功底。在这点上，高群书做得相当不够。电视剧导演出身的他把太多的时间放在细枝末节的交待上，副线尤甚，而全剧没有高潮，难以令人信服。画外音说溥仪挡住了日本律师的责难，体现在哪？"那是演戏"的对白？那是痞子的糙话？曾江说搬出杀手锏，搬了个假和尚出来，有力度吗？"操你妈的小日本"，被人强行拖下法庭，就这杀手锏？而英达、刘松仁所谓的华彩辩论，有几个不懂英文的国人能听得明白？且从语气上、逻辑上远逊于盟国检察官与日本流氓律师，说中国人饱受侵略之苦，其愤怒体现在哪？其智慧体现在哪？爱国主义到底体现在哪？又靠什么支持？更不用说淡入淡出的黑幕切换手法过于单调，没有沉重，只有冗长，仅靠几段录像闪回有足够的表现力吗？

《东京审判》是个好题材，但作为历史正剧，高群书导演应拿出足够的历史真诚与反思。那个假和尚本是虚掷的人物，但是，导演却借他的嘴说出逼迫和尚轮奸中国女子的血泪历史？其用心何在？以道德底线激起观众的反日情绪？这是流氓的手法！再比如那句"狗日的小日本"，骂得没有来由，但却又相当讨巧，观众似乎又听爽了，但，那是自欺欺人的意淫！

没有反思=没有爱国。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想，其职责不仅是告诉观众日本人奸淫我们的妇女，烧毁我们的家园，更应当拨开群众的眼睛，告诉国人，日本人为什么能蛇吞大象，以小搏大？又是谁在侵华战争中拼死抵抗？而一味的激起民族愤慨，进而盲目的仇视日本，其本身就是有违历史真实的。反思不仅意味着理性，更意味着敢于正视的勇气，与敢于图强的决心。不遗余力地追究别人的罪责是让人求之不得的，而痛定思痛的正视自己的过失则是于己所难能可贵的。在历史面前，我们应当拿出怎样的反思？拿出怎样的历史深度？我们应当拿出怎样的真诚？

BTW：在溥仪出场的时候，旁白把"海参崴"（hǎishēnwǎi）误读为wei，有违基本的地理常识；在决定是否死刑的投票阶段，旁白有意无意的提及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的会面，造成某种误读，以为是美国在背后操纵了投票结果，而实际上，在英美法系中，死刑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普遍是终身监禁，这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无视日本的侵华史，蔑视中国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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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审判》

passionfly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纪念和追忆的时节，“9.11”事件五周年，“9.18”事变七十五周年，美国国耻日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国耻日，上苍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感慨，纵亘历史，横越国界。

     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无疑给这样的时节更增添了浓浓的秋意。《东京审判》，一部以法律为主题、再现历史、弘扬爱国的主流电影，却得不到公共财政名正言顺的支持，流落到民间以市场化运作，却又险些在法治缺失的电影产业中因资金筹措不慎而翻船；《东京审判》，一部投资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几经周折终于摄制完成，却因牵涉国际时局和政治稳定，涉嫌煽动民族仇恨，而迟迟未得审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时的样片被删减成一小时才终获上映，而在票房成绩斐然并受到观众肯定之际，许多院线却仍在犹豫和观望。这样一部电影的传奇式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中国电影人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融资时如孙儿，受审时如媳妇；唯求剧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见天日；其艺术之多艰，其世态之炎凉，此案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同情归同情，虽然资金困难又被删减，但对电影的本身的评价及其内容主题的思考却容不得降低标准和感情用事。要评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可以有各种参照，比如和时下国内外的商业电影比，和国内的“主旋律”电影比，和类似题材的文艺片及艺术电影比等等。

     首先与商业片比，总的说来，《东京审判》在制作的观赏性和商业运作的层面，是在努力追赶国外的商业大片。比如历史和法律题材选择的看点、国际化演员班底和明星阵容、悬念和节奏的把握、摄影和视频剪辑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乐等，无疑这些与国内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观赏性明显加强了。但是如果真跟国外顶尖的商业大片比，该片又明显有失分量不足，用导演高群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线的故事性很差，几乎是象征性的情节和场面，叙事不够流畅和集中，几个人物的纠葛很零散，过分依赖旁白，而旁白又显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赎》和《百万宝贝》里旁白的感觉。支线不仅单薄而且跟主线没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线里只是个看客，这又直接导致主线暴露出重复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笔后照应的悬念和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比如“保密”宣誓与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疯癫也没有下文而转成了不远不近的旁白解释等），举证和反诘本适宜在支线中先予设计，然后在庭审中再现照应，结果片中却成了间隔着新闻短片和旁白解释的一次次开庭，几乎沦落为带音效和镜头跳跃的纪录片。商业法律片的灵魂就是“悬念”和“节奏转换”，悬念没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国商业大片比，该片几乎没有外景，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历史商业片的灵魂就是“猎奇”和“时空感”，全篇自始至终没有当时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群众场面，也没有今天两国年轻人和老人间交互的反应，这就大大降低了观赏性，远比不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时空感。

     导演高群书自称《东京审判》中是牺牲电影而保全历史，也就是说该片很多地方失却观赏性是为了再现历史原貌，而不作艺术性的夸张和情节增删。那么，我们就不能单从商业片角度指摘其不够好看，而还要从历史剧、文艺片的角度审视其得失。然而，总的说来片中明显体现出了导演国籍的主观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这便违背了历史片的中立和真实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历史内涵。比如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是不得单方面接触的，而片中多次展现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私下饮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责怪检察官起诉和举证不力，这都有损中国法官的形象和尊严。再比如，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导演却把约瑟夫•季南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放到了最后，以此作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对战争和不人道，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审判程序的正义感和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国“主旋律”影片中的一边倒“镇压反革命”式的庭审，高群书至少在《东京审判》中给了日方辩护人广濑一郎少许的辩护时间，也给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自我辩护的台词，总算是给“阶级敌人”留了一口气，好让导演继续有靶子来鞣、让观众继续来泄愤。也许有些愤青看到这里会指责笔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说话”。可是请你们想一想，片中出庭指证日方的日军军官证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辩护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吗？在被民族情感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用理智来反思自己，是否会犯日本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其实，稍微冷静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自己，我们的哀怨和愤怒已然不绝于耳，倒是更想听一听日方的辩护词。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别想问个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干掉，仅仅报仇了事；而是特别想让他自己来评评这理：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的理论是什么？只有问明白了这个，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们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显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仅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达到上述效果的；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准哪天纳粹的思想会从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滋长出来，然后杀掉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二战战犯的庭审片，艺术家和史学家们应该超越同盟国的感情、立场和成见，而更多地使用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去寻求战争、屠杀、灭绝人道背后的道德准则和正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是二战战犯庭审片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比，则高下立现。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4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1946年至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会确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些原则编纂为“纽伦堡原则”。电影《纽伦堡审判》就是根据历史中的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该案的真实法官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兰德，影片中为著名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的海伍德主审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另外，该片还成功塑造了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律师（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国法学家恩斯特•詹宁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线中出现的德国高级将领遗孀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该片摄于1961年，片长三个多小时，编剧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使该片成为法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该片与《东京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和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之间的实力和笔墨是相当的，甚至辩护人最后成为了主角，他的演说口才和辩护魅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庭。而主审法官海伍德则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直到判决时刻他的审判魅力才爆发出来，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被告德国法学家詹宁较量着法官的公正性，而这才符合法律庭审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纽伦堡审判》在剧情中选取了一个绯闻死刑案、一个智障绝育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当年的主审法官是否对其审判负有个人责任呢？辩护律师提出了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当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不正当性行为和智障；（2）对智障者施行绝育手术在美国亦有先例（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1927）；（3）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营残酷屠杀录像与本案无关，而且有碍公正判决应当不予采用；（4）德国法官对大屠杀没有知悉和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5）在被告詹宁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之后，辩护律师居然不仅没有缴械投降，反而奇迹般的反客为主，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最后的反诘彻底击溃了主控检察官，让观众出乎意料地情绪大转折，实属全片高潮。影片的结尾，是海伍德法官惊人的公正定力赢回了法庭判决，此时正值苏联兵临柏林，美国军方对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对德国官员从轻发落以争取德国民众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顶住了政治压力，坚决地依据案件本身案情，判决詹宁等人全部有罪入狱。而被告詹宁当年正是因为顶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压力而做出了轻率的判决，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决赢得了被告詹宁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坚定的背影盖过了辩护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将剧情推向了顶峰。

     《纽伦堡审判》中控辩双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辩式的庭审制造出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悬念的一再加剧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支线的情节也可圈可点，伯霍特夫人出于维护死去丈夫的荣誉，极力影响海伍德法官对德国人的看法。通过伯霍特夫人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德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夜半街头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几乎把每一个观众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却没有动摇海伍德的判决。矛盾的剧情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同情与正义感交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不是别人的；思考正义，永恒理性的正义，而不随立场和情感变换。这便是《东京审判》所不能企及《纽伦堡审判》的地方。倾听敌人的声音，反思自己的罪恶，坚定公正的判断，以直报怨而非以牙还牙，确是知易行难。每当网络上发起废除死刑的讨论时，那些理性和人道的声音往往被激进和冲动的叫喊淹没；每当讨论起日本人的纪律、团结、勤奋等优秀民族性格时，谈论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优秀文化时，却被很多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汉奸；甚至叫嚣着要扫平日本，灭绝日本人，而这与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日本人灭绝中国人的理论和情绪又有何分别呢？《东京审判》诚如导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气派的历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然而启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再发现。

     我们再以此来反观《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片中主要列举了以下观点：（1）律师提请法庭庭长回避，全部法官资格均受质疑，本案应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本庭以“胜者为王”的原则审判战败方履行公职的国家公务员，没有合法依据；（3）松井石根的“亚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论”。（4）板垣征四郎的“一贯坚持和平、撤军、停战论”，出兵东北是因为东北混战、民不聊生；（5）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认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财产被冻结后，日本为了生存只有战斗，因此实属自卫战争；中国政府发动军民抵抗才招致被杀戮，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日本以国运相赌、以失败告终，战败责任不关天皇也只应由日内阁及首相承担，但发动自卫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没有错。

     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首先“东京审判”的确在法庭的组成上更接近第一轮纽伦堡审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轮审判。但如果是国际审判，理应由交战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法官组成审判庭，战胜国的确应当回避，这样的国际审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则的确有“成王败寇”报复性清算的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国际审判，日方则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即类似后十二轮纽伦堡审判。这样做看似降低日本国格、有损日本主权，其实非常自洽且合理。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任何审判都将以先例的形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日方的主张其实是要求美国用其国民待遇的公正性来审判自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国想趁机报复战争中的敌人，则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法治秩序毁于一旦，这种代价美国无疑是不会付出的。这就恰如罗尔斯打的比方，“正义”就是让甲来切蛋糕，而再由乙来选哪一块。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政治观”，也就是日本实施对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对亚洲有好处——可以结束那里的战乱、解散无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压迫等等，从经济学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无能的政府的确是一种效率改进。最后，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其实是对控方“人道和平论”最强有力的反诘，因为他与人道主义理论站在了同样的基石上，说白了就是：“我杀人，是因为我被人杀。”也就是说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保护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国家可以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企图扼杀他的人，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人道。

     凭心而论，面对日方的如此反诘，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在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呢？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在誓词中说：“我们将没有畏惧、倾向和偏私，只凭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断。”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又做到了吗？我们总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自己滔天的战争罪过；却从来没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至今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我们总纳闷日本百姓是不是因为新闻管制而对历史愚昧无知；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受到审查？为什么一个《东京审判》的上映却如此艰难？我们总说美国在911之后还冥顽不灵，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还加大打击别人；可我们在918之后反思过自己吗？为什么同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战废墟的中日，他们每次都崛起，我们却是无尽的内战、腐朽和落后呢？我们总是在用马列主义对人而用自由主义对己，在双重标准中自得而不自知；我们总是在愤怒的风暴中不经意地掠过了地震的根源，把责任推卸给外界而不拷问自己的内心。

     二战以后，世界法学界新自然法学重获生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唾弃，简单切除式的社会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东京审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说：“不用死刑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挑起战争的人不会死灰复燃？判决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这只是狭隘的人性和朴素的情感；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绝然相反地说：“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声音才是真正振聋发聩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让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过，这才是人类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辉。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看这部电影是在上海电影节的亚洲新导演作品展上，去看得闲饮茶那天买的票，当时心一寒，厚厚的一捆票子似乎从没动过。买了两张，约一个喜欢电影的朋友一起看。24号那天傍晚，下起了暴雨，我的鞋都泡烂了，跑到时还是迟到了十多分钟。往里面走的时候，还在对朋友说，估计没什么人，我们可以随便坐，谁知进去一抬头，黑压压的几乎坐满了，那一刻，欣慰。
　　当时比较暗，看不清观众都是哪些人，但前排正好有四五个女孩子，是冲着朱孝天来的，朱每次出场她们都激动谈笑，最后有一场朱的哭戏（实话说，他的演技有待磨练），那几个女孩（其实也就比我小三四岁吧）更是兴奋的又笑又叫，不是太大声，但在安静的电影院里很刺耳。一位老先生站起来厉声说：“笑什么笑，看这样的电影还笑，你们是中国人吗！要笑到外面去！”她们一下子懵了，像无辜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被大人责骂，然后又小声的反驳，说连笑一下都不可以吗。旁边一位不到三十的小姐说：“当然不可以，要笑就出去！”语气严厉。
　　一时百感交集，导演用朱应该也是考虑过偶像的号召作用的吧，希望能因此吸引年轻人进电影院，进而了解这段历史，但是不知道吸引来的人有多少会像这几个女孩一样，除了朱出现的片段，其他内容完全没有进入她们的心，要不然怎么解释那刺耳的笑容，而她们仅仅比我小三四岁。简单骂骂她们是没有用的，当时她们的无辜的神情我还在眼前，她们根本是没有概念。不过想想满场的观众，也不用太过于灰心吧。
　　
　　 说说电影，法庭画面大气干净，作为一个电视导演，镜头运用得还可以，配乐颇有亮点，朋友说片子里有时候用的安静的调子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而颇有震撼的音效伴随着战犯的出场，砸在耳朵上。但是手法过于单一，每次谴责、追问、审视战犯是都来这么一下，很快观众就疲劳了，过滥而没用在刀刃上。演员听说拍摄中吃了不少苦，曾志伟的脚受伤了，裹着石膏继续拍，资金被无良的制作人拐跑了，也没人退出，导演硬是自己贷款几百万拍完。
　　 刘松仁和曾江两个老戏骨挑起了大梁，很多地方出彩了，但我还是要说，刘松仁的英语不过硬，不少地方的发音模糊因此无力，使他的演技不能完全发挥，这真是一大遗憾。
　　 导演设置了两条线索，法庭审判和战后一个日本家庭的创痛，但这条副线我以为不够成功。战败后日本本土人的思想状态和社会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以前很不清楚，是在看过电影后才找了些资料来看的。由于日本对内的新闻封锁，大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军人在亚洲犯的罪行，而且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战争，战败后他们有些是接触到真相后的极度震惊，但也有很多人仍然陷在战争和战前几十年的教育和灌输中，他们的心中有的是仇恨和复仇之心。这点编剧不是没有看到，所以他创造了谢君豪所演的人物，想向朱孝天报复，同时也有曾志伟的老兵，在战争中痛苦和悔悟，甚至杀掉了变成杀人魔的同伴。但这条线索始终显得语焉不详、欲说还休，使得曾志伟的痛苦缺少了一点说服力，而谢的表演又流于表面，并且只以这几个人来反映整个战后的日本民族有些弱了，但这可能也是资金受限的原因，没办法。
　　 其实编导完全可以加入另一条线索，那就是美国人当时在日本的作为和日本人的反应。东京审判的局限和遗憾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姑息，美国处于战略的目的，或者就是罪恶的目的，放过了相当一批日本战犯－－比如731部队细菌战的军官，为的是换取他们用中国活人做实验后获得的数据。这种做法也应该被历史审判，虽然已经不可能了，但完全可以用电影的手段表现我们对他们的“审判”。不过这在现在不知是否犯忌，毕竟这是一部主流片。
　　 这部电影有不少的瑕疵，但我仍然给了四星，因为这是一部了解那段历史或者一无所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看看的片子，我以前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就所知寥寥，所以在结尾部分，我震惊地看到，原来当时的法庭对于是否要判处这些战犯死刑都有过那么大的分歧，这些对中国人，对人类犯下毁灭性罪行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一个个都有可能在几年后潇洒地走出监狱，甚至回到日本政坛，我真的无言了。即使这样，除了这几个首恶以外，除了在监狱里自然死亡的以外，大多数战犯后来都被美国人释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所以现在日本才会是这个样子。这里面的许多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8月16号很快要到了，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再受挫，真的能如期上映，也希望中国人能够走进电影院，看看我们的父辈、祖辈受过的罪。
　　 电影散场了，雨也停了，朋友问我，是不是到现在中国政府还不能公开承认在对日审判上我们的失败，这还是一个禁忌？我不知道……

看了<东京审判>,不得不说一些东西

这是一段中国人(至少是大陆人)都不熟悉的历史.因为在大陆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教育中,东京审判都是被刻意忽略的.因为这是一件由国民党主导的抗日事件,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被刻意弱化似乎成为这一类事件的共有特点.

所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真正明白东京审判的具体进程和它的重要意义.

但这次党国似乎要改变这种状况,这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表明党国在抗日历史问题上开始正视国民党的积极作用.

但看了影片以后,发现很多可以大做文章的题材还是被忽略了,有些材料甚至关系到当今的中日关系.做为正史片的导演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对这些题材视而不见都是他的失职.

比如对天皇的审判问题.这是东京审判的焦点问题之一.由于美国的暗中支持而使天皇逍遥法外是这次审判的最大遗憾,这为日后日本政坛极右翼的死灰复燃埋下了祸根.而在影片中这个重要情节只是一笔带过....又比如731,这也是很有戏剧性和悲剧性的事件,影片几乎不提一字...难道是为了当今的中美关系

影片放弃了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追根究底,反而在一些情绪化的东西上大做文章:中国证人的歇斯底里,日本退伍老兵的脸谱化的道歉,中国留日学生的暧昧感情,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被军国主义蒙蔽的狂热青年.这些是用来干嘛的呢,暂且不说这条副线的演员的演技惨不忍睹,就算他们的演技一流,这样生硬且脸谱化的编剧也已经毁了其在正史部分的苦心经营.况且它在正史部分也是如此的差强人意.

部分的真实到底算不算真实.这是摆在导演面前的一道难题,选择省略什么,表现什么,弱化什么,强调什么,就可以看出影片的真正用意.所以,我不善良地认为,这部影片不是为了让人们去真正了解这段历史,而是以历史的名义片面地去概括历史,使观众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

除了剧本和创作意图的上的硬伤,影片在叙事手法上和拍摄手法上也是不尽人意.比如影片过多地用了空间闪回这个手法,初看之下会给人情绪上的良好的压迫感,但用多了,就会让人怀疑摄影机出现故障.再比如在拍摄犯人的审讯时,镜头过于单调,而且会规律性轮流地把几位配角扫一遍,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说了它很多坏话,但是我还是举双手支持这部电影的.坏话归坏话,坏话是为了有更好的电影,不是为了骂而骂...高群书的这部处女作实在不容易,是他自己贴钱拍完的,令人尊敬.希望中国能早日出现伟大的抗日电影.

博客：http://www.mtime.com/my/Lyeast/

这是我完全没有概念的一次审判。

电影拍的出奇的平和。在当今中国普遍浮躁功利的电影界里真是十分难得。影片重现了很多审判中和幕后的精彩对白片断，其中溥仪出庭那段很有意思。另外电影还加入了一个日本家庭的悲剧，他们在战争中和战争后所受的苦难。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难。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阐述的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念，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对自己暴行的理所当然都让我不寒而栗。这是一个典型的恃强凌弱的国家。他们对用了原子弹的美国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尊敬有加，他们对自己凌辱过的中国没有任何愧疚，反而是强烈地不甘心。这是一个只认识胜利者的民族。只要日本有可能再建立自己的军队，下一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如果下一次中国不能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他们有朝一日还会卷土重来。

令我无法置信的是美国居然放过了天皇不审。这不等于是审讯德国二战战犯，但是不审希特勒一样么？为什么会这样？

Google 搜索找到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这本书的：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 By Arnold C. Brackman.

The Price of Conquest: New York Times：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B0DEFDE1131F936A35757C0A961948260&sec=&pagewanted=print


“二战期间，美国民众心中裕仁（昭和天皇）和希特勒是一个等级的。有些美国政客认为应该完全废除日本皇族体系，裕仁受审应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派美国政客认为保留日本的皇族体系和裕仁的无罪才能保证日本不陷入混乱，这里'混乱'这个词在1945年之后很快的变成'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英国外交部长 Ernest Bevin 用一战后的德国来做例子，说是因为盟军将威廉皇帝流放并且威胁将要审讯和正法他，才使得德国被剥夺了统治阶级的威信，纳粹集团才有机可乘。

“Bevin 的观点得到了认可。天皇被剥夺了政治全力和所谓的神圣，但是没有受审，也不用出庭作证。被默认无罪。虽然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无数线索都把最终责任指向天皇，但是因为审判和辩护双方以及法官们的默契，没有人去追究这些线索的下落。大家都觉得一旦走上这条审判天皇的不归路，将会给战后的日本带来无法想象的民族心理和政治上的破坏。”

原文：
"During the war Hirohito and Hitler were linked in the popular American mind. Some American politicians thought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should be extinguished and Hirohito tried as part of the policy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thers said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and of Hirohito was essential as a means of keeping order and blocking Japan’s descent into chaos - and ‘’chaos'’ came rather quickly after 1945 to mean Communism. It was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Ernest Bevin who recalled that by driving Kaiser Wilhelm into exile in 1918 and threatening to try and execute him, the Allies of World War I had deprived Germany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opened the door to Nazism.

"Bevin’s view prevailed. The Emperor was stripped of divinity and direct political power. But he was protected from indictment, and from giving evidence. He was exonerated through silence. The Tokyo trial was full of leads pointing directly to the Emperor, but by unspoken agreement among the defendants,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bench, these leads were never pursued. The prospect of trying and convicting the embodiment of the Japanese nation was psychologically and politically too disruptive to contemplate. "

多么冠冕堂皇的谬论。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变成美国、西方最方便的借口。从东京审判到越战。就像现在美国政府随时随地都在使用的“恐怖主义”这个词一样。 Herman Wouk那本《战争风云》里面说，战争结束后都是战胜者在写历史，只有战胜者才有权力写下判决。如果日本对中国的不服是因为他们觉得战胜者是美国不是中国，东京审判的过程和结果也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