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作

关于乐透彩号码，我理解这是导演关于艺术品意义所设置的一个隐喻，一组随机的数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当它成为中奖号码的时候，随机的数字就因为中奖这件事，以及奖金数目对应的大笔金钱而变得意义非凡。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在作品不被社会认可，作品不能与欣赏者之间产生互动，引起私密的情感交流和共鸣的时候，作品只对艺术家本人有意义，对大众而言就像一组随机的数字，不能引起关注。

用乐透彩号码这个隐喻，我理解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乐透彩中奖号码的组合虽然随机，但是这6个随机的数字组合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数字，都不可能中大奖。回到影片的三段故事，画家库尔特找到真正自我的过程包括，童年姨妈的影响，挣脱东德艺术学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教育的影响，在西德杜塞尔多夫来自同学和教授关于创作观念的影响，岳父齐邦德教授对他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妻子的影响，多个影响因素中，导演并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因素的作用更重要，而是用乐透彩号码的隐喻，留给观众去品味。就片子而言，库尔德最终找到自我、找到最佳的形式表达自我的过程，有必然因素如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响，也有偶然因素的触发，比如岳父请他吃饭、委托他帮忙拿新护照，席间有报童卖报，他从报纸新闻照片中获取灵感，找到通向自我的正确途径。

这些因素，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都是宇宙中的随机事件，谁也不知道哪件事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以及该不该发生？这样处理故事的主题，确实会给一部分观众带来观看解读的困惑。片子用很大篇幅讲岳父齐邦德教授，作为著名的妇科医生，在纳粹统治期间，曾经参与希德勒的净化种族血统、消灭无价值人口和基因的行动，战后，岳父也因为画家库尔德的父亲自杀、在库尔德身上看到他的忧郁气质，岳父认为这些表现不符合他自己关于优秀人种的看法，而亲自动手拿掉了女儿艾丽和库尔德的孩子，并导致艾丽习惯性流产无法再怀孕。用了这么多篇幅，结果并没有如观众预期的那样将纳粹罪行控诉一番，而只是作为画家的生活背景，衬托他在明确地找到自我之前，不断被社会、被某种权威（岳父）否定的事实。

在挣脱了他人强加给我的意识，识破重重幻象的迷雾之后，我是谁？我是什么？是导演尝试引导观众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我有勇气，寻找和面对那个真正的“我”吗？

2018年的德国电影《无主之作》花三个多小时讲了一个“偶合”故事：

小姨伊丽莎白是男主艺术之路的启蒙者，这个热情跳脱的女孩子因为举止怪异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在纳粹德国，她作为劣质基因携带者被实施了绝育手术并被遭到国家的“清理”。

男主长大后，在追求自我艺术表达的过程中，他开始临摹黑白相片，一不小心，将自己小姨的形象（家庭摄影）与发起人口清理的纳粹军官（新闻照片）、将小姨划归到清理名单上的医生的形象（证件照）叠画在了一起。

尽管，他其实对小姨的死亡真相和医生的职业经历一无所知，却偶然地拼贴凑出了一个真相。

艺术界把这种临摹相片并作模糊处理的绘画手段看作是里程碑式创造——它能打造出真正的“无主之作”

这篇影评无意对影片本身作出任何评价与分析，或者说，我之所以要做出以上极具引导性的剧情概述，只是想为讨论“无主之作”与“真相”打一个基础。虽然说这个讨论并不为分析，但我可以确信，这个论题绝对也是影片的题眼之一。

这里必须回到另一个社会的语境里，关于媒体、关于事件、关于墙里墙外、关于——我们要去向谁索要真相？

在自媒体和流媒体发展如此蓬勃的当下，官方发言不再享有绝对的信任、公共事件报道总是反转再反转，“没有新闻是绝对客观的”应该已经是一个潜在共识了。尤其值得标记的是，在追星少女保护阿中哥哥的那几晚之后，墙的神话也终于破灭了。

于是互联网又见证了一个传播学奇观，原来，一个神话的破灭真的可以反过来巩固另一个迷思。

另一边媒体的喜好与偏颇，证明了这一边的叙述合理性。只有两种声音的环境也能培养出两种习惯：认为所有发言都“一定有正或反的倾向”，并且认为总有一边手握真相。这是失智者的自保，不为真相建一座代言人的塑像就感到世界摇摇欲坠。

真相没有稳定来源，真相是拼凑，真相只能是无主之作，如果我们期待着向哪一方索要真相，就是在跷跷板两头颠簸，严格来讲两头都是骗局，所以这会是一场注定分裂和动荡的、永无止境的颠簸。另一边的意义不在于手握真相，而在于那里不只有两种声音，如果能改掉索要真相的坏习惯，其实根本没有神话可以用来破灭。

在一个多边、多主体、多焦点的空间里（互联网），存在方式不可能再是选边站，索要真相的习惯会被击碎，会被无主之作取而代之——一个主体，在多主体的世界之中，有所创造，这就是无主之作。在新闻的真相世界中，承认“多主体”，确认“一个主体”，通过无主之作去接近真相，即是说，听更多的声音，用你自己的脑子，去拼凑和接近。

当然，这注定是形而上的真相，是没有答案的跋涉。正如影片也只能玩这样一个影像游戏去指涉“真相”：真相即使不为人所知也仍是真相。但果真如此吗？《无主之作》之所以有“真相”，是因为它先在地告诉观众了一个真相，一个虽然剧中人懵懂但被所有观众知道的真相。在影像之外，在无法玩观影游戏的世界里，指涉“真相”就只能成为个体的努力，这是徒劳的努力，但是是唯一的途径。相比起来，选择立场和索要真相必定要安全、舒适得多，但它与真相毫无关系。索要，意味着那里确有一物可以索求。索要的习惯如果只是麻痹精神的安非他命，也许没什么改正的必要，但是，索要同时意味着对“真相”存在的确认，那么这将又是一个建立神话的好机会了。

电影的开场设定在德累斯顿的堕落艺术展览上，Elizabeth带着小外甥Kurt参观这些被第三帝国斥为“无用，疯狂，放纵”的现代艺术，电影里那位趾高气昂的官僚指着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作得出了诸如此类的结论：“这些高价画作是对税收资源的浪费”，荒谬的是，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本人就曾是现代艺术的超级拥趸。

堕落艺术展（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是纳粹德国对艺术界展开清洗的前奏，真实发生地在慕尼黑（电影里改成德累斯顿），之后蔓延到其他城市。这里说的“艺术界”，并非全部艺术，希特勒痛恨的是现代的抽象派艺术，对古典艺术则倍加推崇，后来纳粹招牌导演李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一系列宣扬德意志帝国气魄的电影就深得希特勒审美精髓，充满了古典雕塑的庄严美，在《意志的胜利》中，你很难不被它所流露出的磅礴、轩昂、国家集体主义所煽动，尤其在那个意识形态摇摆不定的年代，大众极容易沦为政治号令的傀儡。

人对不了解的东西始终是心存恐惧的，当事物的发展走向超出你的有限认知，逃避是首选项；如果你手握权力，一切又都不一样了，个人意志被赋权后，拥有了对国家意志的主导权。这里引出了一重悖论，既然艺术被评定为“无用和堕落”，为何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剿灭？如果它是软弱的，那一个自视强大的政权应该没有理由去害怕会被颠覆吧？除非，权力机构深知，艺术拥有改变世界观的力量，这也是导演在映后Q&A所表达的。这种矛盾构成了政治最虚伪也是最具欺骗性的面相。

另一方面，这种清洗与希特勒所笃定的“优生学”一脉相承，电影中Kurt的岳父（曾是纳粹德国的妇产科医生，为那些被定义为生理心理残疾的女性做绝育手术）终其一生都受这种思想毒害，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希特勒断章取义尼采的超人学说，认为唯有纯净雅利安人的血统（racial purity），才能造就一个没有弱者的德意志。同理，艺术上的那些impurity，也是应该被清理的。

这决定了《无主之作》和政治背景是无法割裂开的，电影追随男主轨迹，分为三个时空：纳粹德国，东德，西德。但电影最美妙之处，恰是渺小人类试图摆脱政治外力所做的努力。尽管在一个被剥夺光明和幻想的世界，无论是Kurt和Ellie的迷人爱情，还是Elizabeth流血敲出的C大调，都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行为”，所谓被加缪定义为悲剧的特质。愈浓烈，就愈凸显人世的荒诞，愈不和谐，就愈反衬出社会的秩序井然。《无主之作》在歌颂“堕落”的同时，也唱响了自由的乐章。

童年时期的Kurt目睹了姨妈Elizabeth被强行送进疯人院，在这位偶尔人来疯的长辈身上，得以寻觅到一丝被称为“人性光辉”的东西，这是纳粹阴霾下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虚弱象征。电影曾给出Elizabeth的脸部特写，那双如地中海般蔚蓝的眼睛很多年后我们仍将看到，那时Elizabeth已成为帝国遗传学的牺牲品，她的外甥Kurt则长大成人，继承了这抹蓝色，在数度聚焦于Kurt的眼部特写中，产生了奇妙的时光回溯感，是某种心有灵犀的对望，艺术，剥夺了时间对记忆的宰制，淡化了压迫造成的创伤，带着观众蹒跚回到Kurt和Elizabeth坐巴士回家的那天下午，残酷和美好并存的时刻。

战争和死亡无疑是种负担，少年Kurt却以蓬勃而充满生命力的姿态出场，那句“我发现真理了！”透露出孩童的顽皮和无邪，也和战争德国的废墟状态格格不入。一开始他在印刷工厂工作，很快因为天赋异禀考上了艺术学院，学习写实主义绘画，这在东德是主流，大家似乎默默接受了这种不容置疑的趋势。战后苏联和美国迅速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德意志分裂的局面，人被历史大潮推着向前走。在东德，太享受艺术似乎成了一件很布尔乔亚的事，务实地为政治服务，成了它唯一的使命。绝望的不是谁来当政，是你发现，无论谁话事，艺术都逃不过沦为附庸的命运。你以为这个政权倒下了，人民就会重获自由，但不过是换个囚笼呆着，做着另一种形式的困兽之斗。一颗螺丝钉的悲哀，在于它全部的价值肯定都来自他人，这个“他人”可以是A，也可能哪天就变成了B，C，D。所以螺丝钉可以被轻易取代，就像Kurt为博物馆画的“劳动者万岁”的壁画，很快就被抹掉换上新的代表政府意志的画作。

Kurt之后逃离东德并成功进入西德艺术学校学习。在西德，展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太多的“ich”（德语：我），“你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ich，ich，ich”，东德艺术学院院长的警戒言犹在耳，彼时Kurt本想退掉壁画的工作，最终还是妥协了；而此时此地，拥抱自我反倒成了被鼓励的，艺术学校里的那些怪咖，有用马铃薯搞创作的，有狂割纸的，还有往自己身上泼黑白油漆的，他们无所畏惧突破着艺术的传统边界，掀起一场接一场的自我革命。始终相信，艺术是需要管道来表达的，不管你对艺术做何种价值判断，虽然这种“创作自由”有时候让人过于注重形式是否够创新，忽略了最本质的艺术核心，Kurt也曾被这个陷阱迷惑过。

在探索的道路上，Kurt终于明白，艺术的创作并非炫技，也不是停留在表象的不知所云，它首先要是真诚的，与生命息息相关。记忆里模糊却又清晰的姨妈Elizabeth，孕育新生命的爱妻Ellie，纳粹凶手，响应国家号召的战斗机...那些黑白照片，是连接Kurt年轻生命过去和现在的bridge，也成了他的创作“缪斯”。复刻旧照片，用绘画的形式呈现，这些画作被做了模糊处理，色彩单一，初看似乎只是copy，全无技巧可言。但穿透那层画布，确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抛弃对形式的过度追求，绘画还剩下什么？被问到画中那些人都是谁，Kurt以“不认识的人”做回应。对历史，人是健忘的，时光长河里那些不具名的人事物，转瞬即逝的悲欢离合，最终都变成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来论证战争波及的范围，死亡人头，势力对比。数据帮助我们厘清错综复杂的事实本末，但面对庞大的真相，终究还是雾里看花，情绪的部分，感性压倒理性，则交由艺术，飘渺的迷惘和悲伤，总是能在艺术中找到慰藉。Kurt的画作有一种朴素的力量，就像毕加索扭曲的被几何切割的人像、康定斯基难以捉摸的点线面组合，在五花八门的形式下，都诉说着同一个单字：ich。

《无主之作》的剧本借鉴了德国画家Gerhard Richter的经历，这也是电影把背景地设定在德累斯顿（Richter故乡）的原因之一。导演曾和Richter共度数周，电影最终也“利用”了Richter的那段创伤（use the trauma of his life），但或许正是靠得太近，87岁的他至今都未看过电影成品（导演映后Q&A）。无论如何，这都印证了一点，即艺术创作是需要养分的，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内在，艺术的梦幻部分还是需要一个根基作支撑。

《无主之作》不是那种使用前卫镜头语言的电影，叙事也是中规中矩，甚至是cue到G点的配乐也有泛滥之嫌。但跟强大的情感共鸣比起来，这些都是个人口味问题，并没有到宣兵夺主那么严重。对艺术的自由追求，总是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只因它伤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然后被冠冕堂皇地贴上“anti-something”的标签。

就如导演说的，今天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五十度灰》或是超级英雄的电影，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电影一开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精神享受，只是感官上的满足容易造成思想倦怠和麻痹，时间久了我们也就认可了某些既成现状，懒得改变。所以《无主之作》是勇敢的，导演也是勇敢的，筹资和宣发是这类电影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尤其是在如今电影院都被好莱坞大片占据的当下。驱使导演去拍《无主之作》的是responsibility，上一代人经历了什么，必须有人说出来，而不是用一个“I‘m guilty”或“I’m not guilty”敷衍了事。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失去、不断争取自由的历史。自由太脆弱了，我们所享有的，珍贵而易逝。

无主之作是以消解为乐趣的作者和观者的乐园之地。他所涉及的二战中的死亡，柏林墙的建造，和艺术创作的宏大主题会让读者轻而易举的进入寻求宏大之后的严肃这个老套的陷阱。就像他在电影中所讽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所有在电影中寻求现实主义和严肃历史的人都会大失所望。三个小时中每一次向深刻打开一条笔直的道路，随后拐上一处森林中小径的创作会让失望的观众发出平庸的感叹。什么叫做平庸？观众绝对不认为自己是平庸的。也绝对不认为自己真心赞赏的作品是平庸的。然而恰恰相反，冲破平庸的作品如果那么容易被认出来，那么就会满街都是。

和大家想的不一样，电影的创作者对维护什么道德，分辨什么是非都没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对电影中的人物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好恶。所以，作者不但不会在电影中安排浮出水面的真相，也不会安排难逃法网的恶人，更不会安排一个经过苦难洗礼之后成为艺术大师的年轻人。不，创作者对这一切都漠不关心。它晃点了所有会对这些关心的观众。这些观众，会像片尾对年少艺术家提问的记者一样严肃而无趣。

是作者对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漠不关心吗？你也可以向他提问。如果你并不对这些历史严肃的进行描写，就把电影中的这些人物都放到这个背景中去，承担这个背景所必然发生的痛苦，不觉得太“随机”了一点吗？艺术家在片中是怎么回答的？那个乐透数字的梗。或者说艺术家用了那个庸俗不堪的句子：一切真实的都是美好的。

其实这部电影只是关心人，关心艺术罢了。小男孩的姨妈被强制破坏生育能力和强制死亡的痛苦都不如那五辆公交汽车在广场上齐声奏响的A宏大。也不如以裸体自由面对世界的姨妈在钢琴上弹出那个重要的音符意义宏大。

那些死亡，爱情，堕胎，强权，党派，统一性的痛苦，在片中被处理的微不足道，漫不经心。你以为那是创作者在耍花腔，在故弄玄虚，叙事能力不足，一万个理由。这么多理由，就是在片头钢琴上弹出的那个音，和少年在荒野草浪的树顶上所悟出的世间真理之间所经过的无数个人，炸弹，岁月。这些沉重的视角，都不能充分的理解那个音符的宏大。就像这部片子面前坐着的沉重的，严肃的观众，经常放错了重点。毕竟，创作者也已经给自己的电影起好了名字，无主之作。

继成名作《窃听风暴》十二年后，弗洛里安. 亨克尔. 冯. 多纳斯马克再度回归历史政治题材，自编自导长达三小时的人物传记剧情片《无主之作》，该片于去年代表德国电影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成功入围候选九强。不同于一般传记影片，主人公原型格哈德. 里希特的艺术家身份与其独特艺术理念无形间为导演创作提供了预设起点与思路轨迹。众所周知，收集整理人物生平素材，并以此为契机感知人物内心是拍摄传记影片的必要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艺术风格的互相影响与渗透，在深入体会里希特艺术思路的过程中，同为创作者的多纳斯马克极有可能将被记录者的艺术风格与影片进行融合，即使并非出自导演本意。基于此猜测，笔者对里希特所公开的艺术理念，尤其是关于影片着重提及的照片临摹绘画部分与影像本身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二者却有风格上的内在关联。尽管里希特在其主观经历角度对影片内容颇为不满，甚至宣称该影片“严重歪曲自己个人经历”，但其本人或亦未能发觉，他的艺术风格已悄然与剧情片特性产生微妙反应，形成德国现代可贵的影像杰作。

影片内容主要取自里希特个人真实经历，格哈德. 里希特于1932年生于德国，并于1951-1956年期间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系统学习美术，毕业后于当地从事绘画工作。然而彼时东西德间水火不容的意识对立使得民主德国对西方艺术弃如敝履。因不满于当时创作现状，里希特于1961年逃往西德，并进入杜赛尔多夫国立美术学院重新学习美术。60年代中期，里希特开始其独特的照相画创作，即通过对照相作品的临摹与模糊处理实现自我艺术追求，而这一系列作品，即为影片中所呈现的“没有作者的作品”。里希特认为，基于不变性，自主性与风格的平衡，照片本身即为完美画作，而这也是他选择照片作为自己创作素材的主要理由。对于个人标志性的模糊处理，里希特也同样给出了理由，他宣称这种模糊手法令画作内部元素呈现同等重要亦或同等无关的状态，消弭无意义的雕琢感和矫饰化艺术性，使得作品各部分得到完美结合。由此不难发现，里希特式模糊处理是基于对平衡感与和谐感的追求，采取去主体与去核心等方式，通过打破主观制造中心来强化整体作用，从而消除突出局部以带动整体这一思路所可能造成的不协调。

格哈德. 里希特本人

作为贯穿里希特一生的事业，绘画艺术在故事中多有涉及。谈及绘画，相信多数人脑海中会浮现“相似”，“模仿”等词语。的确，孩提时代对于绘画的评判准则往往在于其能否忠实再现所见事物或能否准确表达所想事物。所见皆为某一程度的实体，追求相似自不必多言，纵使所绘主体为想象事物，在作画时亦旨在实现所画与所想的接近。综上所言，对于绘画的初步追求，或者说基本目标，即为所绘事物与被画者间的外在相似。即便对于多数成人，若对绘画艺术不甚了解，无法遵循主题或意境等其他角度欣赏时，也会将“接近”作为评价画作好坏的个人准则，这一观念也可被看作对于绘画艺术的普遍刻板印象。然而，“形似”同样可以给绘画提供外加标尺，从而打破强烈自主表达欲对于风格的固化与反向约束，使作品展现出里希特观念里中“无风格的自由”。正因如此，里希特选取照片这一写实与忠实再现的极致表达形式进行临摹再现，而这种创作方式亦可看作是对绘画艺术刻板印象的尝试性回归。在影片中，主人公同里希特一样，经过一系列失败先锋艺术尝试（报纸拼贴，自由泼墨，对称圆环）后，转而开始以挑选照片并临摹的方式进行创作，但这种回归写实绘画的做法并非遭逢挫折后的自我放弃与创作极端化，而是在看似作为刻板印象的“形似”中寻找和谐与自由的状态。

里希特的照片模糊绘画作品

绘画艺术仅是影片内容元素，而回归电影本身，影像艺术在许多人心中也存在刻板印象。遵循上文分析绘画的思路，如果让初次接触电影的孩童给出自己对于电影的定义，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一段比电视剧短，可以一口气看完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在未对电影领域进行深入了解与思考前提下，保留最初印象是极为普遍且合理的情况。因此，许多人眼中电影的艺术宗旨即呈现富于吸引力的故事，或者说按照一定规则呈现故事，而电影也往往被视作一种限定长度的故事载体。以年初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为例，诚然影片本身存在缺陷，但尚不足以使其口碑在部分网站呈现断崖式下跌，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故事结构与多数人对于电影刻板印象的偏离。然而，尽管”电影即故事“属于刻板印象，且电影从不局限于故事，但运用得当的故事并不会损害影像艺术性，相反，就像巴赞赞誉剧情简单，稚气拙朴的传统西部片“富于盎然诗意”一样，合理而巧妙的故事安排可以作为有效共情激发手段，进而成为电影主题或影像情绪传达的绝佳介质。

1888《朗德海花园场景》：这部最早的电影在内容上似乎更近似与今天的vlog，在电影发明后不久，以故事为核心内容的影像成为主流并沿袭至今。

同格哈德. 里希特回归绘画艺术的刻板印象（临摹照片）一样，《无主之作》也体现出与故事性（电影刻板印象）的紧密结合。以宏观角度而言，影片沿用传统的三幕架构（幼年姨母之死，青年东德学习与爱情萌芽，成年西德个人艺术探索与风格确立），使叙述对象的经历划分为三层清晰递进阶段，通过这一最经典也最被广泛接受的结构，库尔特的生平故事在观众视角得到清晰直接的呈现。从细节铺设来看，作为故事一大要素的戏剧感在影片中得到充分营造。在库尔特幼年时间接杀害其姨母的凶手西班德教授多年后阴差阳错成为他的岳父；西班德教授在女儿与库尔特相爱伊始意外怀孕后，因为对库尔特不满找借口为女儿堕胎使她多年不育；西班德教授的纳粹战犯身份在结尾时因其当年直属上司落网而意外泄露。这些或直接，或潜在的戏剧冲突成为连接影像与动荡时代下的悲剧情绪的纽带，无力感在仇人与亲人的身份错位中滋生。同借助照片的“完美相似“来接近真实一样，影片简洁高效的结构与精心设计的细节消除了内容和主题与不同观众间的时代与认知隔阂，使影像下的社会思考变得易于感知。

专心创作的库尔特：人物原型即为格哈德. 里希特

仅仅凭借回归自我艺术领域“刻板印象“尚不足以使影片艺术风格与里希特的理念产生充分关联，影片更为有趣之处在于，导演在剧情推进中，或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类似于里希特模糊处理照片的手法，并达成相似效果，使艺术作品实现和谐与均衡的感受。如果说模糊处理在照片中使得构图主体与其余元素产生地位转变与二次融合，那么对于电影而言，尤其是故事性为核心的影片，模糊处理的运用无疑使抑制本应重点展开的剧情伏笔，使每条故事线索处于均衡用力，凝而不发的状态。前文提及，导演设计了诸多戏剧感极强的剧情线索，任何一条线索的展开均可作为情绪牵引或闭合结局，但导演并未对任一矛盾大肆渲染：在影片结束时，仅有西班德教授单方面知晓库尔特为自己当年所害之人的亲人，并没有仇人相见的桥段上演；而他作为纳粹余孽的下场和他渗透于影片多处细节的个人偏激种族主义也未进行情节递进；库尔特妻子因堕胎多年不育的矛盾亦未展开，反倒以她最终怀孕作为轻巧结笔。这种看似回避的情节安排反倒使影片实现了情绪与内容的均衡，戏剧感承当忠实传递者，而非以过分凸显某一部分使影片沦陷于用力过猛的个人意识中，就如里希特模糊处理后的照片临摹一般，各部分紧密环扣，形成共同进退的整体。

影片中库尔特确定艺术风格后的作品，完美再现里希特的照片模糊绘画

通过《无主之作》与里希特的风格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故事结构并非影片关键，真正重心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主题与创作动机，就像本片中借助故事所传递出的战后社会与人性议题一样。这一观点也借由库尔特所提及的彩票号码隐喻在影片中得到表达，“一串随机数字并无意义，但若它们是今天彩票中奖号码，他们将瞬间不同“。正如里希特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创作目的，因此无论风格回归或创新，其根本在于对个人创作的忠实和美学的追求。而模糊处理的本质，则是对人为干预的克制，只有制约过度渲染的欲望，才能褪去浮躁与设计感，使作品维持自然状态。如果将影片作者意图视为一种主观动力，里希特式的回归与模糊化便分别对应着对于主观性的强调与节制，从而使影像在相向力量作用下形成完美均衡。

本文首发于一份评论，转载于深焦DeepFocus公众号

2006年，一部名叫《窃听风暴》的电影横空出世。

它几乎横扫当年的欧洲电影节，并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荣誉。

在豆瓣上，超过30万人评出9.1的高分，在TOP250榜单里排名第44。

在IMDb的TOP250榜单里，也以8.4的分数排名第57。

众多外媒不吝盛赞：《窃听风暴》是本世纪最好的德国电影。

更出人意料的是，这部电影其实是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的处女作。

时隔12年，有着“德国李安”之称的弗洛里安，又带着一部相同题材的电影回归——

此片是弗洛里安的第三部电影作品，入围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自发鼓掌长达三分钟。

《无主之作》主创亮相威尼斯电影节

这部片长3个多小时，历时4年拍摄完成的电影，叙事上横跨了德国从1937年到1966年这近三十年的时间。

因此，相较于之前的《窃听风暴》，《无主之作》的故事背景更加复杂——

从纳粹统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东西德分裂的冷战时期。

通过这三个阶段，几位主要角色的不同遭遇，反映出德国不同时期的历史。

片中的男主角叫库尔特，出身于纳粹时期的德国。

彼时的德国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对现代派艺术深恶痛绝。

他们将现代艺术定义为疯狂、破坏原则的，并为此发明了一个词汇——颓废艺术。

一系列反对和批判“颓废艺术”的展览，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开展。

大家熟知的梵高、毕加索、蒙德里安等艺术家，都在被批斗的名单之列。

但是，库尔特的姨妈伊丽莎白，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她崇尚艺术，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当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批判“颓废艺术展”上的画作时，她却偷偷地告诉库尔特：

“别告诉别人，我喜欢这幅画。”

在伊丽莎白心中，小字二组的a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

为了聆听这个音符，她请几位大巴司机同时鸣笛，感受其蕴藏的无限能量。

为了创造这个音符，她在钢琴上一遍一遍地敲击对应的琴键。

甚至，用烟灰缸敲桌子、敲脑门，砸出那个音符。

为了追求心中的艺术，伊丽莎白可以说是“不疯魔不成活”。

但在那个年代的德国，伊丽莎白却成为了“异类”，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

当时的纳粹政府提出了“种族优生”论（Racial hygiene）。

一切患有遗传疾病的人，都会被强制实行外科绝育手术。

所有被判定为“没有存在价值”的种族和人群，都会被实行“人道毁灭”。

伊丽莎白也难逃这样的厄运，最终死于集中营里的毒气室。

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阵营。

库尔特的家乡被划分为民主德国（东德）阵营，受苏联统治。

已经成年的他，如愿成为了一所艺术学院的美术生。

在这里，她认识了一名就读于服装系的女孩艾莉。

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

艾莉是出身优越家庭的富家女，库尔特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

但，这并未影响两人的自由恋爱。

他们瞒着家长私下约会，甚至还孕育出了爱的结晶。

艾莉的父亲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

他嫌弃库尔特的出身，认为这会影响后代的优良基因。

于是，她以艾莉患有特殊疾病，怀孕会危害身体健康为借口，强制带艾莉实行了流产手术。

这不仅让库尔特和艾莉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更导致艾莉可能永远无法再次怀孕。

肯定会有人发出疑问：

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未来的亲外孙，这个男人怎么下得去手？

实际上，艾莉的父亲卡尔·席邦德，正是当年亲手给库尔特的姨妈做绝育手术的产科医生。

他是纳粹政府“种族优生”论的绝对拥护者。

也正是这个男人，间接导致了库尔特姨妈的死亡。

在苏联攻陷德国期间，卡尔偶然拯救了一名苏联军官的妻儿。

有了这位军官的庇护，身为纳粹分子的卡尔才得以安稳度日，并凭借自己的产科经验混得顺风顺水。

战争结束后，卡尔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人敬仰的“人道主义医生”。

不仅如此，在东德政府加强对前纳粹人员的搜查后，这个苏联军官又一次帮了卡尔。

他设法将卡尔和妻子送出东德，从此过上了世界各地旅行的美好生活。

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的束缚，艾莉和库尔特过上了更加自由的生活。

库尔特也凭借自己卓越的绘画天赋，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师。

但是，此时的东德政府的极权统治却越来越严重。

一心向往艺术的库尔特，不满足于总是画一些歌功颂德、没有灵魂的宣传壁画。

为了追求真正的艺术，库尔特带着妻子艾莉逃往西德。

在这里，他进入了著名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深造学习。

让库尔特意料之外的是，杜塞尔多夫是一所相当前卫的艺术学院。

学生们都不再研究绘画，转而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

颇具艺术天赋的库尔特也不落于人后，很快就创造出了一件件先锋艺术作品。

但是，他不但没有得到教授的褒奖，反而被评价为：

“这些（作品）不是你。”

库尔特决定重拾自己的画笔。

她以绘画的形式，复刻了一张儿时的自己与姨妈的合照，用以纪念这个带他进入艺术殿堂的人。

另外，他还画了艾莉的父亲卡尔，以及报纸上的某位佚名军官。

一天，在画室窗户的开合之间，光影随之发生变化，照片的投影和画作重叠在了一起。

这给予了库尔特创作灵感——

库尔特将几幅画合在一起，创作了一副影像重叠的全新作品。

凭借这种全新的绘画形式，以及一系列的绘画作品，库尔特很快成为了一名蜚声全国的画师。

但是，当艾莉的父亲卡尔看到这幅画时，却被惊得说不出话。

因为画中的另外三人，都和他的一生有紧密的关系——

伊丽莎白曾经遭到他的迫害；库尔特成为了他一直瞧不起的女婿。

还有那个新闻照片中的纳粹军官，是当年给他灌输“种族优生”论的顶头上司。

身为此画的作者，库尔特对这些被尘封的历史完全不知情。

但是，艺术却在冥冥之中将一切都联系了起来。

画卷上的每一笔，都像是在述说着卡尔当年的罪行，以及德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此片摄影师凯莱布·德夏奈尔，此前曾五次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凭借《无主之作》，他再次提名这项殊荣。

在他的镜头下，片中无处不洋溢着让人赏心悦目的美感。

比如，男主演汤姆·希林和女主演葆拉·贝尔的高颜值特写。

俩人陷入爱河期间，色而不淫的美好肉体。

还有不少充满写意的空镜头等等。

这些极具美感的摄影镜头，使得《无主之作》比传统的传记历史片更引人入胜，也契合了影片本身的艺术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无主之作》还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库尔特的原型，是德国著名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

格哈德·里希特

2012年，里希特的作品《Abstraktes Bild》以3400万美元拍出，创下在世艺术家拍卖的最高价纪录。

在随后的2013和2015年，他的作品又先后以3710万美元和3038万英镑的价格，刷新了这一记录。

因为其卓越的艺术成就，里希特又被人们成为“尚健在的最受敬重的艺术家”。

里希特自画像

片中，库尔特自创的绘画方式，在现实中也有迹可循。

那就是其原型里希特独创的照片绘画（Photo-basedpainting）。

这种绘画方法以照片为基础，但是却不完全重现照片，而是对照片进行模糊处理。

因为他认为照片是没有风格的，并极少掺入艺术家的主观情绪。

而这一绘画方式，也正是片名《无主之作》（原德语片名《Werk ohne Autor》）的由来。

当然，《无主之作》的英文译名《Never Look Away》也值得一说 。

这是片中伊丽莎白对库尔特的一句教导：

“别把目光移开。”

因为，“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是美好的。”

年幼时的库尔特，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

所以当伊丽莎白被活生生地抓走时，他用手挡住了这一画面。

因为，他想用用移开的目光、模糊的视线，来逃避残酷的真实。

当他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后，教授的一席话又一次点醒了他。

只有做自己，直面内心的真实，才能创造出动人的作品。

于是，库尔特才跳脱出天马行空的先锋艺术创作，转向从身边的真实人物取材。

哪怕这些人于他而言，承载了生命中某部分悲惨的回忆——

草菅人命的纳粹军官、被害死的姨妈、一直嫌弃自己的岳父、以及炮火纷飞的战争等等。

唯有将目光聚焦于这些真实，最终库尔特才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并且开办了记录这段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艺术展。

此前，关于艺术影响战争的电影，相信大家都看过不少。

《钢琴家》里，落魄的钢琴师史标曼以一支《G小调第一叙事曲》，感动了纳粹军官，并得到了救助。

《窃听风暴》里，剧作家德莱曼沉迷艺术创作的精神，感动了监听他的特工，并在其掩护下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温暖的故事，无一不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的巨大魅力。

但《无主之作》却反其道而行之，它让我们看到，战争也能反过来影响艺术。

毫无疑问，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的人是冷血无情的。

但是，它却让一部分艺术家看到了另一种层面的真实，并通过其艺术反映出了这样的真实。

这样的真实，或许充斥着斑斑血迹。

但是，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能以无畏的精神直面真实，以自由的意志追求和反映真实，这就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本文作者：张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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