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冗长的自述中,“犯罪者”提到了他对电影与艺术的热爱,随即解释了冒充马克马巴夫导演的原因:为了得到尊重、善待甚至权力。
“了解社会苦难、捕捉其中的弊病、处理社会阶层的问题……导演要谦卑和贴近民众…” 他不懂什么是特写或广角镜头,却无比熟悉导演这份职业的习惯、行为、思想,甚至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或者准确地说,是他所认为的伊朗的导演应当有的模样,譬如如何躲避粉丝、看片应当选择影片和未删减的版本等等。
与此同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是个穷人。似乎电影与艺术,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可以帮助他通过这样的“精神富足”来投机取巧的摆脱物质贫困。于是乎,他扮演别人,自作聪明的盗用信息,满心欢喜的坐享其成,以致于入戏太深。
在众人面前的一切说辞,其实都极有道理,仅仅是聊起来工作态度的话题,都可以借此机会滔滔不绝、长篇大论。这个可怜人,太需要一份认可了,对社会身份的渴望让他自己把生活当做了电影,演成了跳梁小丑,愈演愈上瘾,甚至不要脸。
这个可怜人,有点可笑,又很可悲,言行举止带着几分有趣,夹杂着些许智慧,可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小偷”,偷走了别人的身份与人的信任。可这件事,最吊诡之处不就在于:为什么阿汉卡夫人一家会被其所欺骗到呢?怀疑的同时还被支使的团团转,唯命是从。直至Sabzien先生被捕入狱。
Sabzien在法庭上,对着真正的导演的镜头阐述了一切,面对镜头他反倒是自在的不像是扮演“马克马巴夫”或任何人,而是展示了真正的自己。真正的马克马巴夫导演,始终以“在场的缺席”出现在所有人的表述里,直到最后15分钟,真假美猴王才相见,Sabzien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接触到他表演的参照对象是一个怎样的人。马克马巴夫的名字和符号,乃至电影作为艺术所意味着的一切力量,在Sabzien的表演中被完全置换了。
贫困的生活令他感慨人生苦短。比起导演这个成功饰演了近40天的角色,他清清楚楚地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做一名演员。如果有机会,他大概率会成为一名好演员的。他大概研究了一些电影剧本,看了一些电影,读了一些书,他认真的把托尔斯泰说的“艺术是一种内在经验”践行了,可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犯了大错,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
其实,他就是偏执的把别人都当做自己的观众了,法庭上也如是认为。当然,也对自己的举动感到了羞耻和悔意。那么,如果谈及犯罪,他究竟错在哪里、罪的本质又是什么呢?道个歉吧,被欺骗的“受害方”也试图包容穷人的苦难,也感觉到了视野、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来的摧残。毕竟对Sabzien来说,电影故事比《古兰经》在痛苦十分有效得多。
就这样吧,用一盆盛开的花,救赎曾经犯过的错。
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的《骑单车的人》(1987) 也就是片中字幕马克马巴夫的《骑自行车的人》,讲述的也关乎一个每日“表演”的可怜人。阿巴斯的这部《特写》也许正是特写版的《骑单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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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译自Criterion Collection专栏文章,有调整改动。
1989年秋天,伊朗杂志《Sorush》报道了一起不同寻常的案件:一个穷人因向德黑兰北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冒充自己是著名电影导演莫森·玛克玛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而被捕。尽管被告侯赛因·萨布齐恩(Hossein Sabzian)收了阿汉卡赫(Ahankhah)家一些钱,但他的主要作案动机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相反,他和阿汉卡赫一家都很热爱电影。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萨布齐恩在冲动下,对自己的身份撒了个谎,之后他就似乎迷上了这种让人产生错觉的欺骗。冒充知名大导期间,他答应让那家人在自己下一部电影中出演角色,并为他们指导、排练。直至阿汉卡赫一家发现这位“玛克玛尔巴夫”对于自己在伊朗媒体报道的意大利电影节上获奖之事一无所知时,他们才开始怀疑萨布齐恩并报了警。《Sorush》杂志记者哈桑·法拉兹曼德(Hassan Farazmand)目睹了逮捕萨布齐恩的过程,并在警察局对他进行了冗长的采访——这次采访在这起奇怪案件的公开报道中,也占据了重要地置。
据《特写》(Close-Up)一片的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称,在得知这起案件后,尽管事件当时仍在进行,冒名顶替者的命运也尚未被决定,他立刻着手拍摄起了相关电影。随后,阿巴斯暂时搁置了另一部电影的准备工作,并邀请了几位案件的主要亲历者参与拍摄,包括阿汉卡赫一家和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导演本人。同时,阿巴斯联系了萨布齐恩和法院法官,获准拍摄法庭审判过程。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基亚罗斯塔米和他的摄影机并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除了拍摄萨布齐恩的指控被撤销后从监狱获释,以及他与自己冒充的导演玛克玛尔巴夫本尊情绪激动的会面外,基亚罗斯塔米还说服萨布齐恩、 阿汉卡赫家、法拉兹曼德和其他人还原事件,并在影片中饰演自己,由此拍摄了事件已经被记录下来的前半部分。
因此,《特写》既不是一部纪录片也不是一部剧情片,而是受两者启发后,将二者打破常规的融合,是在正义、社会不平等和个人身份相关的困境下,做出的思考,也巧妙地探寻了“电影”本身的制作过程和目的。这部电影1990年在伊朗首映时反响不一,整体偏负面,但在国外却得到了极好的反响。尽管《特写》仅在西方的二三流电影节上展映,但它仍给影评人和影迷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基亚罗斯塔米接下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之后的作品《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1992)曾入围戛纳、纽约和其他顶级电影节阵容。可以说,《特写》极具戏剧性、决定性地预示了后革命时期伊朗电影在国际上取得的艺术成就。20世纪90年代末,《电影评论》(Film Comment)杂志的美国影评人,将基亚罗斯塔米评选为十年内最重要的导演。伊朗《国际电影》(Film International)杂志则对几十位国际和伊朗电影专家做了调查:他们将《特写》评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伊朗电影。
《特写》重新定义了伊朗电影,其重要地位似乎也注定会持续下去。1983年,伊朗电影在政府资助下复兴,之后开始出现各种极富同情心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作品,包括阿米尔·纳得瑞(Amir Naderi)的《奔跑的亚军》(The Runner)、巴赫拉姆·拜扎伊(Bahram Beyzai)的《小芭舒》(Bashu, the Little Stranger),以及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自己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use?)。《特写》扭转了该趋势,并将经常与伊朗新电影相提并论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的社会关怀,与法国新浪潮的自我表达和形式特质相结合,并把其作为一个整体投射到后革命伊斯兰文化的活跃环境中。这部电影关键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是纪录片和剧情片一反传统的混合体,是对电影及其影响的一种自反,也是对“作者”(auteur)进行的赞扬和质疑——这可能在世界电影和伊朗文化中都已有一些先例,但是《特写》以一种全新的原创方式融合了它们。
上世纪90年代初,这部电影在以下几个方面都令西方观众感到震惊。首先,影片创作于专制神权政体之下,但形式上的精妙性和哲学上的复杂性出乎意料,也确实看起来比当时欧洲和美国发行的电影更有创造力。这部电影还展现了一个比西方电视新闻中常见的更为有趣的伊斯兰共和国形象——在《特写》描绘出的伊朗,生活优渥的家庭主妇和穷人都对电影有着虔诚的热爱,裹着头巾的伊斯兰法官则可以利用这种热爱促成对立双方富有同情心的法律和解。《特写》以智慧、精妙和极具挑战性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了电影作者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巧妙地颠覆了标准的电影语言,这令人意外。开场镜头中,记者哈桑·法拉兹曼德和两名军人上了同一辆出租车。在随后前往阿汉卡赫家的途中,记者向司机描述了“冒名顶替莫森·玛克玛尔巴夫”这个奇怪的案件,表达了他报道此事时的兴奋之情。和许多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桥段一样,出租车司机不断停下来问路,这让人产生一种迷失方向感,仿佛身临其境。在到达目的地后,影片及其表现方式都出现了一些的奇怪走向。当法拉兹曼德和军人进入房内逮捕冒名顶替者时,摄影机并没有跟着他们,而是转而和司机待在一起:司机调转车头,然后下车,抬头看着空中喷气式飞机的双排尾迹,又从垃圾堆里捡起了一小束花。期间他把一个喷雾罐弄到了地上,罐子慢慢滚过街头。基亚罗斯塔米用摄影机观察了整个罐子滚落的缓慢过程。
罐子滚落这一幕悬置了我们希望看到的重要事件,转而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看似出无足轻重的拍摄对象与无关紧要的动作上。这一幕常被称为基亚罗斯塔米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场景之一。它让人记起导演意图制作的“半成品”电影——这些电影必须通过观众的想象才能最终完成。在这里,标准的新闻叙事被诗意般的技巧所取代。银幕上看不见的逮捕和随意的花束构成了一种韵律,最终在影片的最后部分画上尾声。与此同时,滚动的喷雾罐子则成了一个晦涩、怪诞的多义象征。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都会向我们抛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于我们目睹的事件,也关于包含了这些事件的电影本身。
后者这样的元电影式问题特别重要,因为《特写》具有极强的欺骗性。与多数第一次观看的观众的想象相反,它的场景没有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纪录片式的。不仅是重演部分,所有其他的场景也是如此,至少其中一些是基亚罗斯塔米预先写好或人为设计的。实际上,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纪录与虚构互相融合的电影,而是一部由现实生活材料构成的错综复杂的虚构作品。
《特写》问世后的几年里,基亚罗斯塔米和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的名气都有所增长。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成为第一部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奖的伊朗电影,玛克玛尔巴夫则拍出了备受赞誉的《纯真时刻》(A Moment of Innocence)和《魔毯》(Gabbeh)(两部电影都拍摄于1996年)。在国际上,从1995年到2000年,伊朗电影的发展达到顶峰,在电影节上取得了一系列耀眼的胜利。
元电影理论在现在的电影作品中已经不再少见,但阿巴斯的这部《特写》将这个理论完全到了一种极致。
元电影指的是那些在电影中展现制作电影的过程、或是指涉其他电影文本的电影,《特写》很明显有两重元电影的运用:
第一重,是本片导演阿巴斯对“年轻人冒充知名导演”的事件进行跟踪记录,属于纪录片范畴。
第二重,是年轻人冒充知名导演,在没有任何器材和资金的情况下,潜入一个中产阶级群体家中引导他们配合自己拍摄他心中的电影,属于故事片范畴。
这两重运用为观众展现了电影是如何以有限的文本来描绘无限的虚幻和真实,搭建了本片的结构,并在不知不觉间融合在一起,模糊掉现实和虚幻的边界。
自19世纪末卢米埃尔兄弟开始制作露天拍摄的电影,再到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电影人格里尔逊首创了英语语境中的“纪录片”这一词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时期,在便携式录音摄影设备的发展下,美国出现当时纪录电影的一个主要分支“直接电影”,它区别于当时在法国盛行的“真实电影”,以导演不对被摄者的行为进行干预为最大特征,意在捕捉最大程度的真相。
本片中阿巴斯的“纪录”有些超出直接电影的范畴,他利用画外音等手段详细地展现了自己是如何找到一些相关人士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结果,即在庭审现场由阿巴斯的摄像头拍下的一切,从“真实电影”的导演暴露转向了“直接电影”对事件真相的关注。
在庭审现场面对年轻人的固定镜头代替了观众的眼睛,以一种审视的目光来关注年轻人的自白和相关人士的佐证。
因此这个“特写”镜头没有欺骗性,它所呈现的一切都是真相,观众得以客观地了解年轻人犯案的过程,以及他的生活背景。
第二重电影是本片最神奇的部分,因为它严格遵循着巴赞所提出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寻求影像与客观被摄物的统一,但在这里,由于摄影机的缺失,影像没有被保存下来,它不再是传统的影像。
年轻人热爱电影,想要拍摄电影,他欺骗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谎称自己是一个著名导演,夺取他们的信任,想要骗取对方的钱财以获取拍片的启动资金。
这整个过程在元电影的第一重运用中属于“犯罪过程”,但在这里,却可被看作是第二重运用的文本,即这个过程就是年轻人在拍摄的一部故事电影。
尽管他没有摄影机,甚至在其中担任主演——知名的电影导演——这一主要角色,但这整个故事电影确实由他“导演”:他利用言语来进行场面调度,将被骗的家庭一家调度起来与之配合,整部电影以他的言语为中心发展,直至他的中心地位被消解。
著名的“摄影机自来水笔”理论提出,正如作家用笔来写作、导演也可以用摄影机来自由表达,而在这里,摄影机竟然被言语代替,甚至最终呈现的所谓“影像”也化作年轻人在庭上的供词,即工具是言语、影像也是言语,一切最后都汇成了虚幻又易碎的言语。
戈达尔提出的那句“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或许是对阿巴斯作品最好的形容,格里菲斯的分镜头让电影有了最初的结构,而阿巴斯能做到将这些结构建立起来,但你找不到结构之间的边界,他用最慵懒的固定镜头和长镜头让电影有限的画面散发出无限的真实。
具体在《特写》中,长镜头带有抹不去的真实,当特写长时间集中于某一事物,任何用言语编织的谎言都无法隐藏。
故事电影常被认为是虚幻的,纪录电影常被认为是真实的,而阿巴斯不满足于单独的展现,他选择将它们融在一起,借用元电影的方式,以虚幻来展现真实,再用真实来展现虚幻。
这部作品看似矛盾却又迷人,用有限的文本,让电影得到了无限的延伸。
本片讲述了一位失业的油漆工假扮著名导演马导,取得阔绰的阿一家信任,向他们借钱拍片被抓之后,导演阿巴斯就此案展开了纪录片式的跟踪调查。阿巴斯借助这样一个与电影和导演有关的故事,实质实在探讨电影的本质以及真实性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查阅豆瓣标签,发现标记的是犯罪剧情,总感觉这个定义不够,应该再加一个纪录。
想要评价阿巴斯似乎是困难的,虽然他的作品不多,但对电影本质的探究却是非常深刻,且值得大书特书的。不仅如此,更是源于戈达尔的那句,“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起初,我不理解这句话,但当我认真二刷《特写》之后,我才明白了戈达尔的深意,始于格里菲斯很好理解,电影讲故事的传统由此开始,格里菲斯给了电影一个讲故事的起点和开始,而阿巴斯则模糊了虚构与纪实之间的距离,让虚构和纪实风格和谐共生,在《特写》中,真真假假,一时让人流连忘返。
阿巴斯很勇,他邀请本片当事人亲自出镜,故事中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庭审,因为真实,就是在庭审现场架起三台机位,结果两台不能用,最终他用一台摄影机完成庭审,后来法官走了,他又关起门来采访了萨不奇安九个小时。这些都是阿巴斯在《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中讲述的,在真实中展开虚构,在虚构中模仿真实,打破虚实界限,解构了纪录与虚构、现实与扮演、演员与导演、骗与被骗的藩篱。
本片中最感人的还是庭审部分,油漆工面对镜头的自我辩解和陈述,“每天醒来,我想要再扮演成导演,不仅出于人们因此尊敬我,而是出于我对电影的热爱,我很认真的演好导演的角色,我相信我就是那个人。”阿巴斯的镜头语言可谓简简单单,质朴且真诚,没有炫技式的镜头运动,也没有华丽繁复的辞藻,伊朗普通的城市街景,乡村风光,在他的裁取之下显得充满流动的诗意,观者的我,也跟着故事中的人物一起游走的一个又一个充满魔力的空间。
素人演员的选择也是阿巴斯电影风格的标志性符号,不得不说这种形式,赋予了阿巴斯电影独特的气质,这样更接近电影的本质,因为电影是对物质世界的复原,也是生活的倒影。
4.5;特写审视心灵,我只想说,这样一个以电影之名结识、又以电影之名行骗、最后以电影之名释然的国度,和结尾一样温情而有力量。
我是个对艺术很感兴趣的人,我从小就看过很多电影。……扮演导演很难,尽管我有自信,还有他们给我的尊重,他们给了我热情的招待……在此之前,没有人会顺从我做这些事,因为我是个穷人。可我假装是名人,他们会按我说的做。但我离开他们家,我又回到从前的我,当时是晚上,当我拿了钱,我才意识到我还是原来的萨布吉安…绝望的一点零用钱,这样他可以回到凄凉的家…我意识到我仍然是同样的可怜的家伙,独自回到了他的社会阶层。所以,我会去睡觉,当我醒来,然后想去那里为他们做些事,即使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我还是想回去。由于我对电影的热情,而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尊重我、支持我,我的确陷进去了。它鼓励我更好地工作,到那里,甚至觉得我是一名真的导演,我是真的马克马巴夫,我觉得我真的是导演,真的是他……假装一名导演本身就是一个表演。……
1.打破虚实界限,解构纪录与虚构、现实与搬演、演员与导演、骗与被骗的分野。2.这是阿巴斯献给影迷的一份质朴而深刻的礼物,也是导演的自况与自辩。3.首尾游戏:连续声响与近景镜头剪切vs断续音轨与远景遮挡长镜。4.动人细节:枯叶堆中的鲜花,滚远的空气罐,逮捕搬演时的三声鸦啼。(9.5/10)
想了想还是标上了“纪录片”的标签,因为法庭实录还是比重最大的(伊朗人这个啰啰嗦嗦啊,不论是这里,还是《一次别离》!)。但最赞的还是请来案件当事人重新扮演自己的段落,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界线,感觉太奇妙了!这或许只是一件“梦想差点误入歧途”的小事,但电影让它变得不平凡。
#2017SIFF# 几乎可以五星啊,各种对电影本体的挑战确实很到位,就是阿巴斯欠点节制,比如自己跳的太多了,而且法庭戏的处理其实也有点让人不爽(没有反思摄影机的权力,相反在利用它,而这点基斯洛夫斯基要好不少)。结尾段落马克马巴夫现身和音轨处理真是神来之笔(音乐也好棒)。修复版
「我曾經這樣被介紹給某人:『這位是《特寫》的導演。』對此,那樣並不是來自電影圈的人說:『我不覺得那部電影有導演。』多棒的概念,出於無心的讚揚。」──《櫻桃的滋味:阿巴斯談電影》( Lessons with Kiarostami)
生活流影象大师阿巴斯用这部惊艳的作品告诉了人们什么是纯粹。上个世纪的影象是属于黑泽明塔可夫斯基伯格曼费里尼和阿巴斯的。没有令人眩目的镜头,凌厉的剪辑,只有感情,对事物,人物充溢着的感情,还有那如同神来之笔的画外音。阿巴斯顺便借主人公之口传达了他自己的电影哲学。
!!!!!看着他抱着花坐在摩托后座上,一股热流从胸口涌上头,然后眼眶就湿了。被震到了九霄云外,完美的电影,阿巴斯最高作。
特写让西方认识了阿巴斯;这绝对不是一部纪录片;赝品这个在现代性里无法被证伪的概念,被阿巴斯证伪了。
看了十五分钟即奉上五星。之前为公号翻译的戈达尔采访中提到过“现实纪录和戏剧达到最高级的层次时便合二为一,电影通过现实纪录,会形成戏剧的结构;通过戏剧的想象和虚构,会达到生活的现实”。《特写》即是戈达尔口中的“最高层次”的电影。形式、结构之外,它也拥有令人动容的瞬间。
到现在,还是能听见那个空罐子滚下斜坡的声音。。。
阿巴斯自然是名好编剧,但他在电影上的成就却并不在故事(内容)上,纯靠故事取胜的影片在导演作品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如何讲故事(形式)才是他的重心所在。或者说,他考量的一直都是“电影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朱莉被茱莉娅泼了冷水,萨布齐恩却被玛克玛尔巴夫接出牢狱--因为这里是伊朗,一个阴云笼罩却充满爱的国度。情景再现纪录片,想拍的人被阿巴斯说服做了主演,主角是梦想的小偷。据说这是阿巴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依旧颠簸在路上,结尾一个特写定格,一抹羞涩的微笑,一盆温暖的小花。
对我而言并非最好的阿巴斯。摄影机在场并不能保证电影在场,我们顶多可以确信的是事实被纪录了,它甚至不能算上“现实”,因为我们并没有被提供一个视角以便观看。这就是新闻和电影的区别:新闻追随事实,因此它得手的始终只能是个残影,而电影创造事实,因为残影只是它出发的起点。电影没有权利居高临下地相信自己足以弥补现实和它的距离,因为这样的行为很难摆脱单次且偶发的慈善的嫌疑,电影只能反向地、在阴差阳错的交汇中触及现实的罅隙,譬如,摩托上后座上的花。
阿巴斯电影的一贯主题是“赝品”,以及它如何产生并呈现在这个世界,这种嬗变需要一个潜在情境,导致对自己认知的模糊和开放性。特写则是对“赝品”的凝视,让其“感觉”和“实际”紧压在一起,最终向人们显示揭示这种嬗变的本质。
“电影止于阿巴斯”应该指的是他是真的在探讨“电影是什么”,而不是“怎么拍电影”。
是个剧情片。厌倦了扮演自己的穷人,跌进了电影的迷梦。但你在看的过程中,会不断发现,它怎么这么真,居然可以这么真啊,导演跑出来了,玛克玛尔巴夫居然也跑出来,啊,原来所有人都是真的。他们真的还原出了整个案件经过,并且连“玛克玛尔巴夫”所描述的电影美梦也成真了(对他自己或那一家人)。电影如梦如真,亦不知是真是梦。
按我现在的电影观念去理解,完全可以看作一个加入搬演的纪录片。但阿巴斯一开始就没打算建立与观众的契约,也没有挑战纪录片伦理的意图。他选择用一种模糊而先锋的方式,去演绎一个极其戏剧化的故事情节。由于抹除了剧情与纪实的边界,使得电影内外的情感得到双向扩大。我不能不想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比起安氏探讨艺术(摄影)的真实,阿巴斯直接探讨真实(现实)的真实。虽然这层附加的意义使得《特写》非常特别,但法庭辩护段落依然显得有些冗长乏味,尽管它拥有对切镜头,也让每个人物有充分表达的机会。而让我同样作为影迷感动至深的瞬间是,萨布齐恩赞美马克马巴夫电影真正懂得穷人之苦的时刻,导演骑摩托载着手拿鲜花的骗子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人性之美通过艺术技法准确无比地传递给了观众。
8/10。家在阿巴斯电影中是一处能把人与外界隔开的避难所,所以怀着理想希望社会认同的萨布齐安即使察觉苗头不对仍执意前往他家,片中有两次摄影机被挡在大门外的场景:开篇警察和记者打车去抓捕罪犯,当记者进门,摄影机却始终待在车内,没有拍摄萨布齐安被逮捕的狼狈,转而关注司机看飞机、等待,结尾登门道歉时,摄影机停留在手捧紫色菊花的特写象征生命的谅解,阿巴斯式的道德情操与客体保持距离、尊重人的隐私。法庭戏采用声音分离,回避拍摄正在说话的人,因为阿巴斯认为自白的心声比人的表情更加丰富。萨布齐恩想要拍摄漂亮的房子而提议把树砍掉,但还是决定换个角度避开;司机把土堆里的花捡起插在车上,却一脚踢飞气雾剂罐子;树和摄影机、花和罐子的关系,不仅仅是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诱惑物,还包含着对现代性的质疑,体现了尊重自然的回归倾向。
真实的人来演真实的事情,并用本真纪录、事件再现、甚至是设备故障来“欺骗”观众,最终令观众反思银幕上的“真实”,究竟真实或虚构到什么程度,其意义在哪里。短短九十分钟,就切肤感受到德黑兰在90年代的面貌和气氛、人的心态。无愧于电影-纪录片这个混合体裁中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