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2019

文/小毛

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

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

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因为住的远，怕赶不上末班车，没有参加大咖云集的映后，但从PYQ的反馈来看，这话确实像陈丹青的语气。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主题也没有留任何悬念，像前作一样把一个单薄的故事抻出一部长片的体量，但与《撞死了一只羊》大量的留白不同的是，《弄死了一只羊》有非常直白的内在冲突，但剧作上的平铺直叙丝毫没有削减影片内生的力量，延续了万玛才旦这些年一贯的叙事风格，简约叙事，张力厚重。国产电影一年到头没几部能看的，在影视业集体萎靡的今天，这样一位藏地导演的坚守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至少让人还让人相信电影那股淳朴的原生的力量，市场上声音愈发嘈杂，这样的影片就显得弥足珍贵，至少在当下虚假的繁荣里还有人带着诚意制作电影。

在少数民族文化语境里，从少生少育到优生优育，虽然政策宽松了，但是节育和流产依旧是非常违背传统、违背神明、忤逆信仰的手段。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种羊的隐喻，是非常明显的影射。当生命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培育（电视上的试管婴儿）和终止（人流手术）时，藏民血液里流淌的轮回这种基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老人与世长辞前，他像两个孩童一样，把避孕套当玩具，这种现代社会的快消品在这片土地上却难以启齿，甚至引起村民的摩擦。孩子渴望拥有气球，可以张口向家长索要，但藏民夫妇想要“气球”，得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谨慎。新生命的降临和长者的离去可能每天都在上演，但在某种不得不遵守的框架下，在工业制成品和医疗发达的今天，这两件事有点天然对立。

另外，最喜欢影片清丽明亮的色调，有一丝捷克新浪潮的影子，这种色调让藏区的景色不再是那种广袤苍凉的单调，让电影在压抑中透露着一丝明快，让藏区生活不再是猎奇式的呈现。犹记得女主得知怀孕后端着水盆那一幕的倒影，以及潜水洼梦境般的昏黄暗淡，这种非常艺术化的视觉处理给电影加分不少。电影其实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任何艺术化的加工如果出现在不恰当的位置就可能是灾难。这两处倒影一个是模糊一个明晰，一个昏暗一个亮丽，有着鲜明的主题指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结尾的处理，红色的气球一只破碎一只冉冉升起，消匿于蓝色天际，青绿色的草地上依旧上演着平凡藏民的悲欢离合，澄净湛蓝的天空里另一只气球奔向下一个未知的轮回。气球这个符号缔结了三代人信仰的坚守和演进。它串联起青年男女无疾而终的情愫，它横亘在藏民夫妇的隐秘性事里，它给孩童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也给老人带去了迷惘。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终于等到《气球》上映了，有幸去年在海南国际影展上提前看了影片，非常喜欢，个人觉得可能是大陆院线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作品。

影片《气球》的核心事件就是女主人卓嘎怀孕后，全家人围绕着是打掉还是生下来的矛盾冲突。

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实际上是藏族地区特有的传统与当下的矛盾，宗教与世俗生活的矛盾，这个是藏区特有的传统信仰和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文明产生的困境。

这种思考对世界上那些有着特别的宗教信仰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又有着普遍的意义。比如以往我们在伊朗电影里也看到过类似的矛盾困境，因此也有影评人把它称为法哈蒂困境。

影片根据万玛才旦导演本人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

影片一开始二个小男孩偷了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耍，这首先为卓嘎后面的意外怀孕埋下伏笔。同时从这里开始气球成了贯穿全片的一个意象。使得整个故事在探讨生老病死，生命轮回的沉重话题时，又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灵动轻盈质感。

正如小说获得2019年《花城》文学奖时，主办方给出的颁奖词“作品用生死繁殖的生命之重和孩子眼中的气球之轻，寻找面向未来的生存与抉择，具有直达生命根本的原始意义，也打开了藏区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

故事的前半部分一直在描述羊的配种，这自然是藏区的生活日常。同时影片反复强调了那只公羊的强壮和强大繁殖能力，而镜头在此时又每每转向男主人，或者用台词直接类比男主人，这都暗示了后面的意外怀孕。

相比男主人，女主人在前半部分影片一再出现的画面是在寻求避孕，要避孕套是要避孕，要求做结扎手术也是要避孕，这一切显然是她全家同意的。

影片中反复出现二个调皮的小男孩和他们放暑假回家的哥哥，除了再一次展示藏民生活日常，同时又为影片增添一些轻松愉快的氛围外，实际上也是在和卓嘎寻求避孕一起强调他们一家从当下的世俗生活而言完全不需再要个孩子。

大哥的回家也带来了影片中的另一重要线索，他身上的胎记是奶奶的转世留在他身上的标记，这不仅为后面爷爷转世埋下线索。

同时通过全家人包括卓嘎对此深信不疑，强调了转世是藏地文明对原始生死的一种解读，生命轮回是他们的坚定信仰。因此在后面的转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不是汉地所说的封建迷信。所以后来的矛盾无关科学或迷信。是一个让当事人两难的选择。

影片里面还有一个亮点是对卓嘎和她的出家为尼的妹妹香曲卓玛的设置，电影在这个角色的设置上比小说多了一条“前男友”的故事线，这条故事线不仅丰富了妹妹香曲卓玛这个人物，也丰富了卓嘎这个人物。

卓嘎最后在生育问题上的态度当然是对传统、对宗教的反抗。这是她在现代文明熏陶下个人意志的朦胧自觉。然而她的成长是不可能脱离大环境独立存在的，所以必然会有二面性。卓嘎在生育问题上是一个反抗者，然而对于妹妹卓玛和“前男友”的感情问题上却是一个对传统的维护者。

而对妹妹卓玛来说，她一方面在感情问题上是传统的受害者，然而在生育问题上又是传统的捍卫者。

所以可以说这对姐妹是互为表里的，是一体两面的。传统与当下的矛盾、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是所有在当下有着藏地信仰的藏人共有的困境，身为藏人的藏地女人也不能逃脱，身为藏女人的姐妹俩亦不能逃脱。

影片也可以看出万玛才旦导演在影像语言方面的优秀。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不同于《塔洛》的黑白影像、固定长镜头，也不同于《撞死一只羊》画幅、影像的风格化，《气球》镜头大量采用手持长镜头、低照度成像。

这种镜头的采用在影片前半部分展示一家人的和睦勤劳的时候，让人有一种隐约的不安感，然后在结局处果然有一个巨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等着主人公们。

这一切展示了导演娴熟的导演手法，根据题材自如的选择技术，让镜头服务于内容，而不是炫技，通过这些技巧的采用为观众呈现出各种状态下藏区面貌。

这部影片所述说的是万玛才旦导演一贯的主题。

一方面是对藏区特有的文明传统的真实记录，在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里人们看到了布达拉宫、等身长头等标签后面更真实的西藏，天地高远、辽阔，人心纯粹、良善。另一方面万玛才旦导演也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着现代文明进入藏区以后对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影响。

这一次导演把这种思考投射到一个女性身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女性身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部作品，包括电影和小说可以看出万玛才旦作为作者方面的日趋成熟。文本层面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峰峦起伏，让人看了被深深吸引。影像层面人像雕刻、氛围营造，真真做到了表达了文字所不能表达的内容。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作者致以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关注，也相信导演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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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有个学妹跟我讨论这个片子，提到她男朋友我学长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一下。 我学长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研究民俗学的。他说非常不喜欢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因为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个人偏见，容易引起“信仰歧视”的风险，而信仰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女性主义进入这个文本的路径。 信仰歧视的风险对万玛才旦存在吗？这似乎是在批评他提供的典型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和批判貌呈“落后、愚昧”的藏地信仰了。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并不是。当然万玛才旦确实是足够聪明，规避这种嫌疑，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给片子一个开放式结局，医生代表的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和医学理念与丈夫坚持的轮回信仰，虽然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哪一方“赢”。 当讨论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实不可避免的浮现了出来——当两种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唯一的承担者是处于叙事中心的女性卓嘎。这引向那个问题：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置于客体，不仅发生在性的关系里，家庭结构内部，还发生在信仰冲突里面。一种更隐蔽的压抑与被压抑：在一个社区经历观念更迭的过程中，最先被剥削也被剥削得最狠的，是女性。医生和丈夫所代表的两种信仰大可以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场域正好就在卓嘎的子宫里，而且不在这里不得以展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难说万玛才旦“歧视”了哪一方。 而且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一条妹妹和男教师的线。理解妹妹的行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顺“信仰歧视”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单薄，我现在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切入这个形象能为“信仰歧视”的这个观点提供论述或反证。诸位友邻可有想法？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她为什么要去接他？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那么有力且动人。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

公号ID：ttyingtan

作者：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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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新浪潮

《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又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 本片曾在去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在国内各大影展上，更是拿奖拿到手软。

万玛才旦

曾经，他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 2002年，他拍出了小成本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成为了藏语影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此，以藏族人的身份，探究藏族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静静的嘛呢石》

如今，他也是一个领域的开辟者。 在戏剧性的故事，与深刻的主题外，万玛才旦还给作品包裹上了一套“超现实”外衣。 2016年的《塔洛》，被万玛才旦赋予了黑白影像的厚重感。 2019年的《撞死了一只羊》，更是在监制王家卫的点拨下，呈现出强烈的迷幻质感。

左图：《塔洛》右图：《撞死了一只羊》

强烈的个人风格，也被业内美誉为“藏地新浪潮”。 这位文质彬彬的四字叔叔，总能用诗意的镜头，去描写接地气的故事。

>>>>气球与羊

威尼斯电影节上，《气球》曾被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盛赞为“本届最美的电影”。 《气球》的美，不仅体现在美轮美奂的藏地风情上。 它更是电影创作中，写意与写实的平衡之美。 写意是感性的，写实却是理性的，能将两者兼容在同一部电影中，并不容易。 本片却完美的做到了。

手拿“气球”的孩子在羊群中奔跑

先说写意。 顾名思义，“气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 在大人眼中，它象征着安全套，象征着女性的子宫。 在孩子心里，它又是童趣的代名词，是至纯之物。

透明的气球，总能亮到反光。 而不同人看到它，映出的，又是不同的模样。 本片结尾，大红气球飘在了空中，所到之处，迎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都与“气球”或多或少发生了故事，但心中所想，却并不相同。 这种基于同一意象引发的多义性，浪漫至极，余味悠长。

片中的另一个意象，则是羊。 与前作《撞死了一只羊》相同，片中的羊，正代表着人。 片中，女医生曾用种羊比喻达杰，暗指其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达杰捉羊

而母羊正是对女主卓嘎的指代。 配种前，达杰曾将一只母羊单独拎出来，放在一边待宰。 用他的话说，这是只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羊，留着已无用处。 在将女性视作是生育工具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说辞，无疑代表着对女性的暗贬。

再说写实。 万玛才旦的妙笔在于，即便是超现实的镜头语言，也一定会包裹着接地气的社会表达。 《气球》海报上，就已经提出了本片的核心矛盾： “信仰与现实将如何抉择？”

在藏族文化中，轮回转世是最核心的信仰。 本片最大的冲突，正是因家人笃定即将出生的儿子是爷爷的转世而起。 家里的大儿子江洋，天生就有一颗大黑痣，与早年逝世的奶奶一模一样。 无论爷爷还是江洋，都对转世之说笃信不疑。 但不久后，两个小儿子却做了一个梦。 他们将哥哥身上的黑痣抠下，顽皮的向前跑，哥哥江洋则在后面追，拼命想要拿回黑痣。

两个小儿子

这梦看似费解，但若细心解读，不难发现： 小儿子尚且年幼，三观仍未建立，尚未对信仰产生意识。 在如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 所以，他们才会抠下那颗痣，想把它丢弃在别的地方，消除灵魂转世的说法。 而哥哥江洋，则代表着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少年。 在影片最后，也正是他的劝阻，暂时遏制了母亲想要堕胎的想法。 所以在梦中，他才会一直追，想要那回那颗表面属于自己，实则属于传统的黑痣。

大儿子 江洋

自幼生长在传统藏区，长大后又在北京读书的万玛才旦，正是在用这具有魔幻色彩的梦，表达着自己对于信仰的困惑。 科技愈加发达，祖国愈加昌盛，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闯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可面对着与传统相悖的现代理论，他们也陷入了迷茫的抉择。 是拥抱现代，还是皈依传统？ 这两种不同的思潮，无疑撕裂了如今的藏区社会。

爷爷质疑电视节目中的现代科技

>>>>女性视角

如果说，上述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这类电影的常规操作的话。 那么万玛之所以是万玛，则在于他的升华。 《气球》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 女主卓嘎面对生育绑架，不惜以一己之力反抗传统，只为那一丝觉醒的萌芽。

卓嘎与丈夫有着巨大分歧

卓嘎面临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据调查分析，传统游牧民族，曾长时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 从六胎到十几胎不等，女性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毕竟在藏族文化中，怀孕是上天的恩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阻隔的。 正因如此，安全套等计生用品在藏地的推广中，曾经遭受过重重阻力。

女医生劝说卓嘎

这是一个发生在藏区的故事，却绝不仅仅是一个藏区的故事。 《气球》打破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桎梏，探究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 女性长久以来都被生育绑架着。

卓嘎质疑信仰

本片发生的年代，导演并未明确说明。 海外放映时，为了方便外国观众理解，万玛特别注明本片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可是，片中电视所播出的试管婴儿新闻，发生在1978年。 而结尾卖羊时候用到的人民币，则是1999年才正式发行的第五代货币。 在四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bug，而是有意做出的朦胧性。 发生在哪个年代，无所谓。 因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何时都没有被解决。

文/黄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