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edtimepoem.com/?p=5811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译本。
▍回忆玛丽·安
那一天,蓝色月亮的九月
静静地,在一棵年轻的李树下
我搂着她,沉默苍白的情人
像搂着一个妩媚的梦。
在我们头顶,夏夜美丽的空中
有一朵云,让我久久凝望
它很白,不可思议地高远
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天以后,许多,许多个月亮
在空中悄然坠落,消失。
那些李树们或许也已被砍去
若你问我,那个情人后来怎样了?
我会这么对你说:我已想不起
不,我确实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
但她的脸,我真的再也想不起
我只记得:那天我曾将她亲吻
甚至那个吻,我本该也早已忘记
若不是因为那朵云
我还记得它,也将永远铭记
它是那样白,来自高高的天上。
李树们也许仍在开花
那个女人或许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
但是那朵云,盛开得如此短暂
当我抬头看它,它已消失在风中。
作者 / [德国] 布莱希特
翻译 / 媛的春秋
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
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
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
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
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
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
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
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er oben
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
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
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
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
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 Liebe sei?
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
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
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
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
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
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
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
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
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
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
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
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
Bertolt Brecht
由于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星体,月亮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也许不比太阳小多少。满月时分,诗人的作品尤其多。“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世说新语》里,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见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树亭亭已冠,大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睹月最易变身,睹物最易思人。布莱希特却完全是在记忆里,搜寻过去的场景。月色几经更替,曾经依偎其下的树木可能已被砍光,甚至连爱人的脸庞,也忘掉了。
不过诗人强调,有一朵云,短暂盛开,正是这一转瞬即逝的云朵,让他记住了一个吻。
总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成为记忆之海里的浮标,锚定一件重要的、永志不忘的事情。
荐诗 / 范致行
2015/09/27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国安局血的教训:千万别请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
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有个大漏洞,按理第一次被搜查,无论是谁都会把打字机马上处理掉
最后一星给在“艺术家没有去与HGWXX/7跟相认”。
看到结尾到底还是忍不住泪奔了
结尾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你还站在正确的一方吗?”……惊艳于“做点变通”,惊诧于“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成败”,惊呆于口误后的抓手动作,惊愕于搜索后可获损失赔偿,惊叹于女主的悲剧,惊奇于小人物改变的大历史,惊喜于“这是给我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是靠不住的,好基友才是一辈子的!
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也没有
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提名。用自己的后半生成全了理想,沉默又坚定的男人,最后只得到“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有时选择坚持自己的路,是用幸福去交换的。
你还记不记得他听歌流泪的样子,倾斜在椅子上陶醉的样子?
重看仍无比感动。为什么INTJ最适合做情报人员?因为他理性近乎无情却会被艺术和梦想打动、执行毫不犹豫却勇于质疑自己不沦为机器、孤僻独行却又珍惜与他人的温情。他是最聪明的,却是最不能被掌控的。
en,1984的背景,看到1989年11月9日那段突然哭点大爆发。。。电影节奏很好,音乐大赞。。。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窃听普通人二十年都没感觉,窃听个艺术家没几天就被策反了……极权政府恐惧艺术还真是有道理啊……
我们总是歌颂从未发生过的事。
这里每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现场加强版的《窃听风暴》;只是weibo能不能有点心,偶尔做回 HGW XX/7 。
真的很赞,尤其是演员的表演!淡化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故事本身也很精彩!20191031重温了这部电影,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结尾告诉魏斯曼柏林墙倒掉的那个拆信员,就是那个在餐厅里讲大领导笑话的军官!而耳机里播送柏林墙倒掉新闻的,是导演本人……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