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成本

删减了一些细节，审核人员请安心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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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有友人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賽德克·巴萊》”，结果我看了预告片，除了总想到阿凡达以外，发现自己对雾社事件一无所知。

即将去看电影了，赶快找了维基百科了解一下，出乎意料，维基上的信息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如果你也打算看此片，但对赛德克与“高山族” 到底啥关系也不懂，或者看完以后还一头雾水，欢迎读下面的文章。

注：内容主要来自维基百科，【】内是我的想法。如果嫌长，直接看【】就可。

1.赛德克族（Seediq），

1.1 赛德克族（Seediq）在2011年还存在7000多人，早在清朝文献中即可见到该族的记载，原本被列为泰雅族的一支，经过多年的正名运动，终于在2008年4月23日成为第14个中华民国政府官方承认的台湾原住民族。

1.2 赛德克有三个方言群体，电影中涉及的是其中的德固达雅（Seediq Tgdaya）群体。

1.3 赛德克族社会为传统农猎社会型态，赛德克族的社会制度虽属父系社会，但有很多现象显示族内两性比较平等。

在婚姻制度上，赛德克族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族律，杜绝同居、婚外情、未婚生子等违犯祖训的男女关系。

2 台湾原住民历史背景

2.1 台湾几十个各自关连却又独立的原住民族群。各族群有时相互通婚，有时互相斗争，彼此纠结缠绕，充满许多族群矛盾和历史仇恨，因此并未为形成坚定的群体意识。

2.2 台湾清治时期长期间实行“画界封山”政策，将不愿承认清帝国统治权之“生番”隔离于界线外【隔离政策】。清治末期实行“开山抚番”政策，除了怀柔手段，有时亦使用武力进行“开山”，征剿不服公家之原住民部落，原住民的传统生活领域开始受到汉人的侵犯。【原住民、汉民开始接触和矛盾】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为了取得矿藏、木材等中高海拔山地资源，更加深入番界，于是与这些原住民（日人称为高砂族，后继之国民政府则称为山地人）发生了许多战争与交流。【日本人和原住民更多接触和冲突】

2.3 雾社位台湾中部山区，浊水溪上源于此。雾社恰好是中、北、东部原住民传统生活领域分水岭，台湾总督府(日本驻台最高机构）视为山地理蕃的行政中枢。雾社群赛德克族人以数十或数百人形成一个部落，居住在雾社台地。共计有十一个蕃社，其中六个社为雾社事件之起事者。【雾社赛德克族人一半参加了雾社事件】

2.4 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原住民之政策，初期十余年以军事镇抚为主；之后开始侧重开发与教育。雾社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公共建设与机能的市街，雾社地区诸社的原住民更大多能操日语，与日本警察、教师沟通，(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而派驻蕃地的日本警察亦被要求需通蕃语（原住民语言）。【物质生活改善，双方文化互通】

然而在建设教化的同时，日人对原住民原有的生活也多加限制，不仅出草【类似武装袭击】、纹面、断齿等传统习俗遭到禁止，不得私自持有枪械，狩猎需向日本派出所申请才能领取枪只弹药，甚至连传统的织布原料种植都受到管制。失去传统生计方式的原住民只能转而充当入山日人的劳工与女佣，而派驻“蕃地”的日警多有派驻边疆之感，故利用地位欺凌原住民之事不时发生，从而使原住民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层面中弱势的地位。同时日本政府推动日警与原住民头目之女结婚的政策，但很多联姻都走向悲剧（主要是原住民妇女被抛弃，而日本政府也放任始乱终弃的日警），也进一步引起两性观保守的原住民严重不满（因此在雾社事件后，强迫联姻的对象改为原住民警察与头目之女）。【族人与日本人地位不同，原住民处于明显弱势，同时原住民生活被迫改变，传统文化习俗崩解】

激化：1925年开始，日本政府裁撤台湾地区的驻卫军警人数，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经验不足的新任警察的进驻。另一方面，因为林业资源开发木材搬运拖欠原住民薪资问题，矛盾激化。当地拒绝出工人数增加。【矛盾激化，原住民开始罢工】

2.5 一般被视为事件导火线的，是发生在1930年10月7日的“敬酒风波”:根据日本警方纪录，当时马赫坡社正举行婚宴，适逢当地驻警吉村克己巡查与同僚路过，头目莫那鲁道长子塔达欧·莫那想向吉村敬酒，却被吉村把手甩开，并以警棍敲打塔达欧·莫那敬酒的手，因而引发与族内男子的斗殴，吉村也因此负伤。

事后，虽然头目莫那·鲁道亲自率众携酒往吉村处谢罪，但吉村不肯接受道歉，并呈报上级。当时殴警之罪相当之重(讽刺的是，由于吉村在申报书中坚称自己未在纠纷中受伤，郡守与雾社分室的回复公文中仅要求予以口头申诫即可)，族人心怀新仇旧恨外，亦深恐日警报复，终而决定起事。【吉村看来是个高傲又胆小的家伙，矛盾爆发】

2.6 这位谢罪的莫那·鲁道为雾社群赛德克屈指的有力人物，是少数靠能力而非血缘取得头目地位的智勇双全之士，同时拥有当地最多的财产，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威望。由于莫那·鲁道曾于1920年与1925年两度参与当地未遂的起义计划，日方亦将之视为危险人物，出于安抚与威吓之双重目的，曾于1920年及1929年要求莫那·鲁道率众参与对其他番社的讨伐行动以示忠顺(即“萨拉矛事件”（1920年，萨拉矛社）与“青山事件”（1929年）[6][7])，但更加深了莫那·鲁道对日方敌意和决心。

2.7 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为堂兄弟关系，两人都有家人因与日本警察起冲突而遭到杀害的经历，对日本不满。他们和莫那·鲁道不属于一个社群，而属于荷戈社（Gungu），比荷·沙波似乎充当联络人，游说了其他五社参与。

2.8 各社中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却因为头目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最后仅有少数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决定起事的过程仓促，除马赫坡社，各社并未作出相应的备战与储粮行为。


3 起事经过

3.1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起义赛德克族自马赫坡社开始行动，明确的以日籍人士为攻击对象，当天共造成共134名官员、家长、学童等日本人死亡、重伤26名[15]，误杀2位著和服的汉人李彩云与刘才良[16][17]，一名著和服的泰雅族女性也遭刺伤（后来死于伤口感染）。起事赛德克族人并从警察分室及驻在所等单位，获得枪支180支和弹药23,037发，同时切断通往外地的电话线与轻型铁路轨道，形成中断对外交通的固守之势。

3.2 当时雾社镇上有两名担任警察兼任当地教师的赛德克族人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在日方军警进入雾社地区时，却发现两人皆已自杀身亡。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之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

3.3 除花冈两人之外，当时各驻在所尚配属有总数数十名的原住民与汉人籍警手(下级警察)，不过在袭击过程中均被放过。【有民族针对性的袭击】

3.4 双方开始交战，原住民步步退守，由于起事时秋季农作大多尚未收获，村落也遭日军攻占，起义原住民很快就陷入粮食不继的状态，对日方的反抗活动自11月中旬规模日渐缩小及丧失组织性，许多起事各部落男子之妻小家眷不愿托累战士，于起事及包围期间循传统于巨木下自缢，亦有残存者投降。【至11月下旬，主要打了将近一个月】。

抗日六部落的族人共计1,236名，战死者85名、被飞机轰炸死者137名、炮弹炸死34名、被“味方蕃”袭击队猎首级者87名、自缢身亡者296名、俘虏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

莫那·鲁道自缢，他的长子自缢，次子死于战争，几乎全家死亡。比荷·瓦里斯自缢，比荷·沙波则于12月12日为味方蕃抓获，隔年三月死于日方看守所。

总督府出动约军人1194员，另外还有警察部队1,306员。根据事后日方战报显示，日本平民遭屠杀134人，受伤215人，陆军阵亡22人战伤25人，警察6人阵亡4人战伤，协助日军的原住民兵勇22员阵亡、19员受伤，随军汉人军夫1人死亡7人受伤。

4 味方蕃

4.1 日人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周边原本即因争夺猎场、既有纠纷而与起义各社存有嫌隙之道泽等族群，组成“味方蕃”袭击队，协助日人军警部队作战。

4.2 由于过去素有恩怨，味方蕃袭击队又贪图奖赏而对妇孺一律残杀，据说起义赛德克对味方蕃之仇恨更甚于日军。在战斗中，道泽社总头目战死，道泽群死伤人数居于各味方蕃之冠。【原住民内部深仇】

4.3 第一次事件期间投降之赛德克人共514人，之后被集中于邻近原部落的五处“保护蛮收容所”内。

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的壮丁200余人组队夜袭赛德克余民，被杀死及自杀者共216人[32]（一说214人[33]或218人[34]）。日方之警卫仅在西巴乌收容所方面进行过名目上之开枪喝止，道泽群则仅有1人死亡，5人重伤，10人轻伤，且多半是赛德克族人以弓、竹枪等武器反击造成。【后证明日本人参与挑拨煽动，这事件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5 后续事件

5.1 台湾总督府修正了台湾原住民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且加速皇民化教育，对原住民思想改造。并将原住民强制迁移到平地定居，由狩猎改为农耕生活。

5.2 巴兰社群【前面那个没参与的】虽然因为在事件中保持中立并救助日人而未遭受处罚，但在1939年时，仍因日本人兴建万大水库而迁移到北港溪中游台地，取名为中原社。

5.3 而原居于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人，抗日六社遗族仅剩298名。1931年5月6日，日本官方强制六社全部迁移到北港溪流域与眉原溪交会处之川中岛，以集中监视，并将六社合成一社改名为“川中岛社”[37]（今日的清流部落）不得回原籍，从此雾社地区赛德克族永离祖居。从高山迁至低原区，六社遗族多水土不服，许多人染痢疾、疟疾而死，亦有因忧恨而自杀身亡者......

太平洋战争期间皇民化政策下，诱导青年丁壮参加高砂义勇军，有为日军而阵亡者。最后六社遗族仅剩老弱妇孺200多名（约雾社事件前五分之一）。

5.4 原抗日六社居住地雾社地区，日方则无条件拨给于一、二次雾社事件中协助日方的“味方蕃”，永久居住。

5.5 1931年1月，总督石冢英藏、总务长官人见次郎遭日本内阁撤换，警务局长石井保、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亦去职以示负责。之后，继任的总督太田政弘，于短期间内虽提出善待原住民的政策试图平息风波；但新任总务长官的高桥守雄仍因处理不当，发生二次雾社事件而去职。

6 调查与猜测

6.1 我们看到的事件由各种官方民间调查还原，未必代表真相。

6.2 日本帝国议会的议员河野密，来台湾调查真相，并在1931年三月号的《中央公论》，发表一篇〈调查雾社事件的真相〉。文章说：

（一）原住民因为缺乏手段和方法，所以无法表达真相。

（二）事件的多数当事人，不论原住民或是日方警察，因为在事件中消失，无法判断事件的是非。

（三）事件后，最早进入雾社的记者受到限制，无法报道真相。致雾社事件到现在还是“谜”。


动机：莫那鲁道，受总督府招待观光日本后，曾说过：“日本人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他们有专门教杀人的学校（指军校），每日制造机关枪、大炮、炸弹（指兵工厂）……”。莫那鲁道知道抗日没有取胜的机会，分析给他的族人听。他们不愿意永被奴役，选择拚死的决心，表达活就要活得有尊严。

【我的猜测和这个结论近似，雾社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自杀性报复袭击。赛德克族人违反以往出草不杀妇孺习俗，在这次事件内针对日本人男女老幼都杀，而且事后中断与外界交通固守，这是次绝望的战斗，玉石俱焚那种。

原住民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各国都有过冲突，“文明”族群曾经用过隔离，恩威并施、教化等各种办法，有的民族最后失去自己文化特征，与主流族群无异；有的被当为自己的文化习俗的表演者。

在雾社事件中出现的人的行为值得玩味：

在雾社诊疗所担任医师多年的志柿源次郎之妻则在花冈二郎之妻初子的帮助下逃过一劫。

小岛源治巡察之妻松野与她所保护的十七名儿童获救，与小岛夫人在袭击中失散的三名5岁、3岁与未足岁幼儿则在两名道泽社女佣的保护下于同日在三十公里外的马利巴社获救。

第二次雾社事件（道泽社袭击赛德克遗族）当天与日人较为友好之赛德克人(如花冈二郎之妻初子与阿威赫拔哈)，都曾被日本警察邀请留宿或暗示不要返回收容所。】

伊拉克电影《赛达姆.巴达》，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强壮的萨伊胡塞是伊拉克一个穷村子的村长，本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没事和邻村争头羊，打打架，杀几个人耍耍。光萨伊胡塞杀掉的人就能坐满一个教室。后来万恶的美国人为了石油，来到了伊拉克，杀死了萨达姆，还让各村装搞民主。搞JB民主，我们伊拉克人吃不惯这个。然而美国兵很可恶，经常取笑萨伊胡塞等伊拉克农民不爱洗澡。当然抢羊杀人的娱乐活动也被禁止了。村民们很愤懑，一个月不杀几个人，嘴里简直要淡出鸟来。然而睿智的萨伊胡塞告诉他们，不要冲动，要忍耐。
萨伊胡塞忍了很久，终于等到了圣诞节。这天不但美国兵要过节，还来了很多家属。美国佬的女人和孩子，个个透着伪善。萨伊胡塞带领村民，英勇地冲入美军临时建起的教堂，把所有人杀个精光。
美国佬要报仇，调来了大军。萨伊胡塞当然是不怕的，他把所有村民集合起来，大声说，西方文明不准我们玩杀人游戏，我们就要让他们看看野蛮的骄傲！
然后就是打来打去，美国佬实在太厉害，村里的女人为了不拖后腿全部自杀，不肯自杀的，男人帮她。萨伊胡塞最后也壮烈牺牲了。牺牲时，他喊了一句口号。不像梅尔吉布森在《勇敢的心》中那么伪善的喊出FREEDOM这么形而上的字眼，萨伊胡塞喊的是：为了十八代祖宗。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

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

好的编导，就是这样和自己所拍的电影，在灵魂上合二为一。

上海首映式在衡山电影院，影片结束，低调的魏和两名主要演员和观众现场交流，一个光头愤青大喊这电影好，要有这样精神，不愁黄岩岛收不回来，台下也一片叫好，台上主持更是不断显摆民族主义优越感，什么这电影是拍给中国人看的，也是拍给日本人看的，显然，魏所有在电影里面的努力在他们面前基本是属于白费。他不得不耐心解释他拍这电影的内心冲动，是觉得活着比什么都好，虽然悲壮去死也很感动。

相比《赛德克巴莱》，我认为《与狼共舞》、《勇敢的心》更接近于伪史诗，因为它们给你一面倒的崇高感，让你在电影院里为了那一声freedom绷紧浑身唯一一个膀胱而不愿动弹，其叙事策略非常明确，就是直捣你最愿意看到听到的地方，所有勾勒主人公缺陷的地方，都属于调味的罗勒草，有点清新有点涩，但绝不敢败你的胃口，至于《阿凡达》，更是这方面做到了登峰造极，为了票房，好莱坞的剧本永远牵着观众的鼻子走，他们说，这个叫专业，是很专业，在电影院里大家意淫到高潮，花了钱买快乐，天经又地义。

《赛德克巴莱》一方面以磅礴气势主推抗日主线，但却不断以各种浓重笔墨在消解这个行动的正义性，后者绝对是影响票房的，因为善良的观众不愿意看到英雄有凶残杀戮未成年人的动机，也不愿看到太太们为了男人的尊严不得不选择自尽，更不愿意看到还在啼哭的孩子被扔进山崖，魏已经收敛了，在国际版里我没看到赛德克们如何砍下日本儿童和妇女的头颅，但是，尸横遍野的场景还是暗示了这一点。

只有真正的原始的史诗才敢这么写，写下英雄或神灵身上种种不可思议的残暴与邪恶，而现代人能接受的，却只能是被改装过的玩意儿，超人多好，善良成了他唯一的缺点。

魏挑战公众神经，他不断在影片里抛出同样一个话题：为了祖灵崇拜心理格式，付出几乎灭族的代价是不是符合正义？这是对票房的一个冒险挑战，没有什么观众喜欢这来自政治伦理学的挑战，因为这挑战让人不舒服，它没有固定答案，到处是伦理陷阱和计算困境，就算你和你的同伴争论到面红耳赤，仍旧找不到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以那些看客立即将这个话题消解为单纯的抗日，似乎在赶走殖民者这样俗不可耐的革命口号下，一切反思就可以终结。我甚至怀疑，那些愚蠢的提问者，都是官方早就安排好的五毛，因为这样降低大陆观众智商的提问，也只有五毛们干得出。

也是由于这对不断纠缠的主题和副主题，导致电影在节奏上无法做到和好莱坞史诗电影一样流畅，因为流畅的前提就是让观众不假思索觉得自己特别爽，但这是一部需要你不断停下来思考的电影，虽然魏头脑里商业的那部分不允许他这么做，但这12年，显然他在艺术上的个人意志战胜了票房上的商业逻辑。

不过也许以上这些评论，对中国抗日题材来说实在有些高渺，荧屏上经年累月的那些混帐抗日影视，真不知是哪些龟孙子带领着哪些灰孙子来演的，还个个演得义愤填膺的，还个个演得智勇双全的，还个个演得胜利凯旋的，也不怕走路上被观众呸一口：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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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

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详细]

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